平城京的春日，太學的講堂里傳來朗朗書聲。吉備真備站在講台上，手裡捧着一卷《論語》，用流利的漢語講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諸位可知其意？”

台下坐着三十餘名倭國貴族子弟，穿着統一的唐式襕衫，腰懸木簡，齊聲應答：“臣下侍奉君主當盡忠，君主對待臣下當有禮，此乃君臣之道！”

聲音清脆，帶着年人的赤誠，連窗外的櫻花飄落都沒能分他們的神。吉備真備看着這一幕，角出欣的笑——三年前，他力排眾議，奏請天皇仿照大唐國子監設立太學，教授儒經，當時不舊貴族罵他“忘了祖宗”；如今，連最頑固的大伴氏，都把嫡子送進了太學。

“安麻呂，你來說說，”吉備真備點了個圓臉年的名，“‘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話與我倭國的‘忠魂’有何不同？”

安麻呂是中大兄天皇的遠房侄孫，起躬道：“博士，弟子以為，‘孝悌’是對父母兄長的敬，‘忠魂’是對君主的赤誠，二者相通。就像大唐的‘忠孝兩全’，咱們倭國也該‘敬親而忠君’。”

這話答得滴水不，吉備真備讚許點頭：“說得好！儒家講‘修齊家治國平天下’，若連父母都不敬，何談忠君報國？你們看大唐，皇子也要國子監讀書，正是這個道理。”

他轉在黑板（仿唐式發明）上寫下“忠孝”二字，筆力遒勁，正是長安國子監的筆法。這黑板是他特意讓人做的，用琉球產的烏木製，比大唐的竹簡更耐用，如今已是太學的“寶貝”。

太學的設立，離不開遣唐留學生的推。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等人在長安國子監求學時，就深知儒經對治國的重要。回國後，他們聯名上奏：“大唐之所以強盛，因其以儒經教化百姓，使上下有序。倭國興，當仿其制，設太學，授儒經。”

中大兄天皇本就推崇唐化，當即准奏，下旨將平城京東側的舊衙改建為太學，設博士五人，分授《論語》《孝經》《禮記》《詩經》《尚書》，規定“凡貴族子弟，年滿十歲必太學，不通儒經者不得襲爵”。

開館那天，天皇親自率領文武百前來祭拜先師孔子。祭壇上擺着大唐送來的孔子畫像，天皇行三跪九叩大禮，宣讀祭文：“朕以儒道治倭，使民知禮儀，國太平，懇請孔聖垂佑。”

這一舉，徹底堵住了舊貴族的。連天皇都拜孔子，誰還敢說儒經不好？於是，各氏姓貴族紛紛送子弟學，太學的名額很快從三十人擴到了五十人。

阿倍仲麻呂負責教授《孝經》，他的課堂總是最熱鬧的。有次講到“父母在，不遠遊”，有個年問：“那遣唐使遠離父母，算不算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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