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反對焚書坑儒，是基於儒家仁思想和對濫殺的道德反。

但剛才嬴政的剖析，讓他第一次真正跳出了單純的道德評判，看到了事件背後嚴峻的統治困境。

他理解了父皇的不得已，甚至約到了那份為了宏大目標而不得不背負罵名的沉重。

如果父皇當年的嚴酷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必要的，那麼如今弟弟趙凌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

那些比他自己曾經設想過的仁政更加離經叛道的政策又該如何看待？

趙凌登基後的舉措，在很多方面恰恰是扶蘇過去所嚮往的。

重視文教，寬容士人，甚至某種程度上緩和了嚴刑峻法。

但趙凌做得更徹底。

他不僅用儒生，還用墨家、農家、甚至商人。

他不僅講仁義，更搞出“錢莊”、“商會”、“新式農”等聞所未聞的東西。

他對待百越、匈奴的策略，也遠非單純的懷或征伐，而是充滿了令人費解的經濟捆綁與文化滲。

在剛剛被父皇那套強調控制的理論洗禮後，再回頭看趙凌的施政，扶蘇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種強烈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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