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無門第撐腰，又無過人資質的他，最終被分配去了國小任教，還是鄉下的國小。

三尺講台前，看着孩子們參差不齊的讀書聲里，余海倉的天塌了，說好的升發財、宗耀祖呢？這跟前清的私塾先生有什麼區別？這工作什麼時候能有出頭之日啊？

摔碎搪瓷缸的脆響中，余海倉撕碎了調令。窗外蟬鳴聒噪，卻蓋不住他腔里劇烈的心跳——這一摔一撕，摔碎的是父親子龍的執念，撕碎的是自己對面人生的最後妥協。

辭職後的余海倉，轉踏日本洋行的推拉門。櫃檯後的日子過得安穩，鋥亮的皮鞋踏在打蠟地板上，西式制服筆熨帖，每月到手的薪水也還算厚。

可深夜獨坐時，書案上蒙塵的《大學》總在提醒他，那些被父親反覆念叨的“出人頭地”“耀門楣”，仍像蟄伏的困，在心底抓撓出滲的壑。

1937年的炮火震碎了外灘的霓虹。

當日軍的皮靴踏過蘇州河鐵橋，余海倉隔着辦公室百葉窗，着街道上慌奔逃的人群，瞳孔里卻燃起別樣的。

他連夜翻出箱底的日語教材，那些曾被他視為生意工的片假名，此刻了通往新世界的鑰匙。

憑藉在洋行積攢的皮日語，他順利叩開憲兵司令部的大門，白手套、黑制服穿在上，鏡中人終於有了幾分父親口中“人上人”的模樣。

然而好景不長。他的日語實在太爛，因為多次在審訊中的翻譯失誤，導致幾次突襲撲空時，太君們的耳重重甩在他臉上，軍靴更將他踹翻在地。

從那刻起，他在日本人眼中就了會走路的殘次品。

就在飯碗即將不保的節骨眼，憲兵司令部張的華人憲佐招募告示，又了他救命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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