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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閥_論遷都西安的必要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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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地理學,對一國影響至深。當下中國正進新發展階段,如何從戰略上定位不同區域,構築全國新發展格局,尤為重要。本文分析了80多年前的中國定都之爭中,錢穆先生所提出的“首都論”及其及背後的文化地理學,為我們呈現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戰略視角。

錢穆先生把西北地區視為關乎中國未來政治命運前途的“心臟地帶”,因而主張定都西安,北京則為陪都。定都西安既有深遠的經濟地理原因,也是對未來中國立國大計的宣示:以一種逆勢進取而不是安於永逸的國家神,來宣示對西北邊疆安全和地區建設的關切,通過西北地區的建設來振興整個中國。一言以蔽之,“中國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國之治,其希亦將在西北”。

錢穆關於中國立國形態的獨特思考,不同於當時陸地強國蘇聯和海上強國英,而試圖探索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中國文明道路。他這一設想雖因種種現實條件未能施行,但卻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政治地理格局、立國形態和文明發展道路的深刻省思。如今,西北資源天然向東南傾斜,東部人口過度增長,弊病和缺陷已逐漸暴。當下中國能否“反求諸己”,在自的歷史和文化脈絡中兼收並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需要更為深遠的謀划。

“建國於大地之上”:錢穆的首都論、立國形態觀與文化地理學

從1937年11月蔣介石遷都重慶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這一時期的首都更替激起了當時中國政學兩界對建都問題的激辯,首都問題為民國中晚期風靡一時的憲制議題。傅斯年、胡煥庸、張其昀和錢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說,逐漸形建都西安、武漢、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張。

錢穆先生從1942年至1946年陸續撰寫並發表《戰後新首都問題》《論首都》等政論文章來予以回應,足見錢穆對首都選址,及其背後政治及文化意涵的關注和重視。

對錢穆而言,這數篇文章絕不是簡單應對一時的政治議題和時代需要。錢穆認為,首都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學意義還遠遠沒有被時人充分挖掘和闡明。

1951年,錢穆在台灣應邀發表一系列演講。在“中國歷史上的地理和人”一講中,他重提自己當年的首都說,並通過“文化地理”這一概念,從中西文明比較的視野來看待首都問題所反映的立國形態與中國歷史大勢的在關聯。

簡而言之,自1940年至1960年間錢穆的首都論說著眼於新的歷史時期和世界格局,以立國百年大計的眼審視現代中國的立國形態和未來前景。

這些文化地理學論述集中現了錢穆對戰後中國乃至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和中國文明未來的深思慮。在首都位置的選擇上,他的觀點十分明確:新中國的首都問題,“西北重於東北,中心重於偏隅,大陸重於海疆”,所以應當定都西安,以北平為陪都。

首都論主要可以從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立國規模與神以及海陸文明的道路選擇這三個遞進的層次加以闡述。

▍中國的“心臟地帶”:定都西安與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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