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便是“塌房稅”，也稱“店錢”。即由朝廷在各地通要道和重要城市，興建方經營的客棧、貨棧，所有過往的行商坐賈，都被強制要求必須住這些營塌房，並按照其攜帶貨價值的三十分之一，向朝廷繳納稅款。

其二，則是“市肆門攤稅”。此稅起於洪熙元年，後在宣德、正統年間，逐步推廣於全國。即在城鄉集市，對所有開設店鋪、擺設攤位的商人、小販，按照其經營規模和商品種類，徵收一定比例的稅款。甚至……連那些在城郊種植蔬菜、挑擔進城販賣的普通菜農，也要繳納“菜園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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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太祖高皇帝苦心建立起來的這套商稅制度，在經歷了百餘年的風雨之後，卻早已是弊端叢生，形同虛設！

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人勢力的壯大，他們對朝廷徵收商稅的抵制緒，也日益高漲。而那些本應代表朝廷利益的文集團，其中許多人本便出於江南士紳商賈之家，或與地方商幫有着千萬縷的利益聯繫。在他們的“支持”和“呼籲”之下，原本還算有效的塌房稅和門攤稅等主要商稅，在萬曆朝之後，便已是舉步維艱，幾乎收不上來幾個錢了！

中央朝廷收不上稅，地方吏卻並未閑着！他們打着各種“合理”的旗號，巧立名目，濫征苛捐雜稅，並將其中大部分都中飽私囊！這種民反的行徑，也直接或間接地，激起了無數的民變和地方！

而朝堂之上的黨爭，更是對商稅制度的敗壞，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魏忠賢等所謂的“閹黨”當政之時，為了搜刮錢財，也曾一度加強過商稅的徵收，設立了許多新的稅卡和稅監。但他們此舉，並非是為了充實國庫，而是為了滿足一己私慾，其手段之酷烈，搜刮之民脂民膏，更是令人髮指！這也使得“商稅”二字，在百姓心中，幾乎等同於“苛政”和“盤剝”。

待到東林黨人重新執掌朝政之後，他們雖然也並未從本上廢除商稅制度（畢竟國庫空虛，也需要錢），但因其自與江南士紳商賈集團的切關係，對於商稅的徵收，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雷聲大雨點小，實際效果微乎其微。國庫，也因此而日益空虛，最終到了連京營兵士的糧餉都發不出來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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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皇帝看着眼前這一切，心中充滿了無奈和……憤怒！

他深知，大明朝的財政，早已到了崩潰的邊緣！若非他去年當機立斷，以雷霆手段，抄沒了周奎、陳演、鄭三俊等一批東林黨巨貪的家產，恐怕……他這個皇帝，連支撐到今日的駕親征，都做不到！可笑的是，這些平日里滿口“清正廉潔”、“為民請命”的東林君子們，其家中搜刮出來的金銀財寶，竟比那些臭名昭着的“閹黨”餘孽，還要多上數倍！

“商稅……並非沒有！” 崇禎皇帝在心中怒吼，“而是……本沒有徵到那些真正該收稅的人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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