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國至魏晉南北朝期間，國際航運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公元一世紀，羅馬水手希帕努斯在印度洋上發現信風，從此歐洲商人打通了印度洋的航路，使印度洋上的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改變了過去大秦或埃及要依靠阿拉伯人才能與印度往來的局面。

外國商船往返於中國、南洋群島和印度之間，逐漸的增加。

《梁書·南海諸國傳》說:“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航海歲至逾於前代矣。”書於三世紀中葉的《魏略》,已知有“烏遲散城”了(即埃及的亞歷山大港)。

《魏略·西戎傳》還註明大秦有海道通中國，即經印度支那半島海岸而至廣東。當時羅馬所需要的綢，完全依靠中國進口。

戴維遜在《古老非洲的再發現》一書說:“中國貨早在公元初的確運到了紅海和地中海，……還有中國、羅馬的易。

不過，這些易同大多數貿易一樣，其貨要經過多次的駁運。”(參見張鐵生《中非通史初探》)。

當時航行在南海的除中國船外，尚有波斯舶、天竺舶和扶南舶。這些船“大者長二十餘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出水三二丈（十一、十二多米高），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出萬斛。”

不的“外徼人(即外國人)隨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形長丈余，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

至於扶南國,在范蔓為王時，早已“治作大船，窮漲海(即南海)。”《梁書·中天竺傳》亦記載其後王“范旃遣親人蘇使其國(即中天竺國),……歷灣邊數國，……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據《太平覽》卷七百七十一引康泰《吳時外國傳》稱:“扶南國伐木為船，長者十二尋(二十二至二十四米)，廣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鑷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及篙各一，從頭至尾，約有五十人至四十餘人，隨船大小，行則用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撐上應聲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