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對於財富極度貶斥，將君子與小人徹底對立，言義者為君子，言利者為小人，對於財富極度蔑視，事實上絕大多數言義之君子，皆家財萬貫、足食……

孟子更為極端，甚至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對於錢帛甚為貶斥，認為有“仁義”便可穿好、吃好飯。

當所有人都在貶低財富、提倡仁義道德，那些窮人便可以安分守己的繼續窮下去，哪怕付出了無數的辛勤勞作，卻也吃不飽一頓飯，而富人則可以心安理得的財富，讀書立說、繼續那一套“窮得認命”的歪理邪說……

而這一切之源，在於古代對於財富之認知。

古人對於“財富”之概念，認為天下財富恆定，有人多取一分、則有人必然取一分。

《道德經》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其義乃國家當讓利於民，不可與民爭利。

在生產力低下、財富流通幾近於無的年代，有此認知可以理解。

但是當國家庫府充盈、民間財富橫流的大唐，依舊持着儒家用以治世的那一套，不是蠢、就是壞。

許敬宗素來自詡“言利之小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何看得上儒家口是心非的那一套？

追求道德仁義沒有錯，但誆騙天下人仁義比利益更重要，那就不對了……

孔穎達看了許敬宗一眼，道：“君子恥於言利，非是君子不知利之好，而是要以此引領社會風氣，如若君子言必稱利，則天下人趨之若鶩，仁義道德何存？”

他口中之“君子”，非單指道德君子，而是與孔子口中之“君子”一樣，是指廟堂之上的統治階級。“小人”也非是“道德低下之人”，而是接統治的尋常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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