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捷報，以及捷報背後所代表的陳恪此次南洋之行的整個過程，都讓他覺有些……不同。

過去的陳恪，也善用奇謀，也敢於行險，但總歸是在一個相對可理解的框架，其目標明確，手段雖奇，邏輯可循。

無論是開海、平倭、征琉球、經營上海，雖然常常打破常規，但核心是“建設”，，帶着一種屬於他個人的務實風格。

但這次……從強行集結全軍、放任沿海被襲、不顧朝議遠征萬里，到以殘酷手段摧毀達維亞、降敵酋、駐留南洋宣威索貢……這一系列舉，環環相扣，冷靜、高效，甚至着一刻意為之的、不容置疑的霸道與冷酷。

尤其是那份關於理荷蘭戰俘和降的簡短描述，以及“宣諭諸番”背後含的強權邏輯，讓高拱約嗅到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氣息。

那是一種更接近純粹權力政治的氣息，一種屬於征服者和秩序制定者的鐵腕。

陳恪似乎不再僅僅滿足於解決問題、開拓事業，他更像是在借這場勝利，在重新定義大明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樹立一種全新的、以大明絕對武力為後盾的權威模式。

這種模式，與儒家傳統的“懷遠人”、“厚往薄來”的朝貢理念，已有顯着不同。

更重要的是，經此一役，陳恪的聲、權柄、功績，將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巔峰。

一個擁有如此不世之功、深得帝心、手握重兵、且行事風格愈發難以揣度、手段愈發強的勛臣統帥，回到朝堂，將會帶來怎樣的變數？

皇帝此刻的興，趙貞吉等人的務實歡慶，他都理解，也分。

但作為首輔，作為帝國的實際行政首腦，他不能只看眼前勝仗的喜悅，必須看得更遠，想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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