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恪手握司法大權，人證證俱在，罪名已然拔高到“藐視朝廷”的層面。

他徐家勢力再大，終究是民間力量，怎能與代表國家機、且深皇帝信任的封疆大吏公然抗衡？

那無異於以卵擊石，還會給徐階在朝中帶來巨大的麻煩。

絕之下，徐陟唯一的希，只能寄托在京城的弟弟上。

他再也顧不得什麼家主面，幾乎是撲到書案前，抖着磨墨，字跡潦草地開始寫信。信中再無之前的從容算計，只剩下驚慌失措的求助與深深的自責：

“……階弟吾兄：兄愚鈍，未聽賢弟忠言，致有今日之禍！那陳恪……實乃虎狼之心，其意非在崇右，而在壞我徐家基，踐踏士林統！如今其羅織罪名，置崇右於死地，兄在此已是束手無策，進退維谷……盼弟速思良策，或於前轉圜，或遣重臣施，救崇右於囹圄圄，保我徐家面！兄陟，頓首再拜！”

信使帶着這封沉甸甸的求救信，連夜快馬加鞭趕往京城。而徐陟本人，則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困守在這小小的院落里，承着前所未有的煎熬和恐懼。

與此同時，上海府衙，陳恪的行比徐陟想象的還要迅速和果決。

他深知，既然選擇了，就必須速戰速決，絕不能給對手在暗地裡運作的時間。司法程序固然重要，但涉及徐家這樣的敏對象，必須將事件迅速公開化、明化，置於之下，這樣才能最大化地掌握主權，也讓嘉靖皇帝不至於陷被。

他立刻召集相關書吏，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所有卷宗：包括周福貴等人最初的訴狀、徐崇右當堂咆哮的衙役證詞、其在獄中屢次辱罵朝廷命的獄卒記錄、以及徐家試圖用錢收買苦主的相關線索。

人證證，形了一條清晰、無可辯駁的證據鏈。

接着，他親自口述，由首席幕僚徐渭執筆，撰寫了一份措辭嚴謹、邏輯縝卻又暗藏機鋒的奏疏。奏疏的核心，並非簡單陳述案件經過，而是巧妙地將徐崇右的個人行為，提升到了挑戰上海治理果、藐視朝廷法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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