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接下來就是六位真正給太子上課的老師了。

陳經邦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排名很高，學識沒問題；那年的主考是高拱，也沒問題。歷史上此人後來做到過禮部尚書，這個位置是很容易閣的，但他運氣可能有些不佳，在萬曆十三年、禮部尚書任上跟閣大佬鬧了矛盾，辭回家了。此後多年，萬曆還時不時派人探他，但機會一直不好，未能起複。但不管怎麼說，他既然是乙丑科金榜，算做高拱一派，或者至算親高拱一派，問題不是很大。

接下來三位：沈鯉、許國、顧養謙算是高務實的人——上次高拱家中門生聚會就有他們哥仨，都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的金榜，也不必過多介紹。簡單地說，沈鯉和許國後來都干過閣臣，顧養謙比他們倆混得稍微差點，但也干過薊遼總督兼朝鮮經略(當時在援朝逐倭)，終於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

然後是張位。張位是隆慶二年的進士，這一年的主考是李春芳，是誰把他弄進名單里的，想來不必多問。

不過這裡要順便說個可能不為很多人所知的況：明朝建立後，程朱理學的確被確立為方意識形態。但是，洪武、建文年間，雖然科舉考試首場的七篇經義文章嚴格限定在四書五經範圍，卻並未規定必須以程朱理學為宗，程朱傳注僅是參考之一。

此外，當時八文尚未定型，在文章形式上也並非十分的嚴格。故此，士子答題時仍有一些發揮餘地。永樂年間，明廷開始組織編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理大全》，並頒示全國，規定答題時以程朱理學的註釋為準則，且須“代古人語氣為之”。這才真正開始鉗制讀書人的思想。

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間，隨着明心學的興起，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就開始到挑戰。王明汲取了老莊和佛教的心論思想，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說。他廣收門徒，力倡講學，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信徒，而且使明心學迅速傳播開來。明心學不僅在普通士人中廣為流傳，而且在南北兩京的僚隊伍中也有很多信徒。徐階、李春芳等高都崇信明心學，在京師力倡講學，不僅進一步擴大了明心學的影響，而且使之逐漸被學和科舉接納，躋於主流意識形態。

尤其是嘉靖中後期到隆慶年間這段時間，其實明心學在科舉考試中的影響已超過程朱理學。譬如剛才提到的隆慶二年的會試，因為李春芳擔任主考，其所作程文就以王學解經，並將《莊子》之言文。實際上從嘉隆中期開始，唐宋派對科舉考試有重要影響。其員不僅大都推崇和信奉明心學，而且將心學思想融八文和策論中。

高拱和張居正雖然不提倡講學，但其實也到過心學的熏陶，因此高拱此前才對高務實提到他不反對王明當時的“真心學”，他反對的是眼下日漸務虛的“假心學”。張居正就更直接了，他認為現在的心學純粹就是瞎想而不做事，一點都沒顧忌實際況，知行合一完全了空談。

扯遠了，言歸正傳，張位既然是李春芳選出來的進士，多半跟高拱和張居正的思路都不太相同，但李春芳畢竟是首輔，太子經筵這種大事，怎麼也得塞個人進來。

最後是陳於陛。這個人選很有意思，因為他是陳以勤的親兒子！但他資歷算比較淺了，是隆慶二年戊辰科的進士，比高拱門下這幾位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要晚了一科，但跟張位倒是同科。

按理說，既然李春芳、高拱甚至張居正都往太子經筵講裡頭塞了人，陳以勤塞人也不奇怪。但高務實覺得事恐怕沒那麼簡單，畢竟在他的印象中，陳以勤的問題只是有些保守，但其為人還是比較正派的，也談不上攬權，他應該不至於這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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