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譬如有一次廷議，眾言為了該不該擬去一個大臣的問題爭執不下，雙方吵得就差上演全武行。徐階一看這局面不好把控，又不願意開罪言的任何一方，就打算把問題推給皇帝，讓皇帝決定該大臣的去留。

高拱當場質疑徐階不負責任的行為，發出異議：“不能開這個‘恭請聖裁’的先例。在先朝遇事不決請上裁，是因為先帝經久執政，通達國；而今上即位這才幾天，怎麼可能知道群臣誰賢誰不肖？讓皇上自己裁定，皇上卻該如何判斷？恐怕只能詢問邊的人。長此以往，天下大事就可能會被宵小劫持了。”

徐階立刻黑了臉，認為高拱純粹無理取鬧，凡事非要與自己對着幹才高興。在言們的支持下，徐階再一次勝利，最終還是請了“上裁”。而高拱和徐階的矛盾，也更加地公開化，朝廷上下無人不曉。由於徐階的威和影響力，再加上他不得罪人，而高拱則一門心思維護自己皇帝學生的，因此輿論都傾向於指責高拱擅權，破壞閣秩序。

像這樣的矛盾在高拱當初第一次閣的近一年時間裡，在徐、高二人之間幾乎不間斷地上演。只是由於新朝初始的不穩定狀態，使得這些事所牽的氣氛愈發微妙。時人黃景昉有評論說：“高拱任怨，徐階專任恩，二者的傾軋皆由此而起。”該評價可謂中肯。

徐階的圓與高拱的直率，形了鮮明的對比，且都是些不可調和的矛盾。二人對國事的用心程度，也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徐階兼顧各方利益，尤其小心謹慎，首要目的是明哲保，在圓理事件的基礎上始終先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而高拱則往往就事論事，心無旁騖，為此甚至不在乎與任何人結怨。

說到底，徐階在乎的是位名利，高拱在乎的是天下大業。

後來因為京察，連帶着發了胡應嘉案，一番龍爭虎鬥之後，“滿朝倒拱”，高拱狼狽下野，而徐階最終也失去聖心，致仕歸鄉。

而高拱此番起複，首先就推翻了“恤錄先朝建言諸臣”。當初徐階在草擬的《嘉靖詔》中，對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間因敢於直言而被革職、充軍、下獄和論死的大臣平反昭雪，這裡頭牽涉到的是一大批人，得不得民心不好說，但肯定是一件極得心的大好事。

但高拱一回京，立刻就將此推翻了。高拱的理由是這些臣子的“罪”，都是先帝嘉靖定的。先帝定的案能翻嗎？不能，因為如果這些人都平反昭雪，那不就明擺着是先帝錯了嗎？這還得了！

一句話，你徐階的這個做法“有妨於聖德”，同時評價徐階“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歸過先帝”。這一招當然十分兇狠，在張居正看來，屬於是置徐階於死地。幸好隆慶這次頗有主見，只是同意了對獲罪諸臣不可“不加甄別，盡行恤錄”，而沒有直接徐階。

但旨意雖然這麼說，實際上還是推翻了《詔》，對建言獲罪的大臣們平反昭雪之事，也就隨之無疾而終，有重見天日的幾百戶家庭，又苦海。這裡頭還牽連到一個人，這個人是大文豪王世貞的父親。結果嘛……歷史上王世貞寫《嘉靖以來首輔傳》，其中肆意詆毀和醜化高拱，但凡高拱有功之，要麼一筆帶過，要麼“烏足道也”，而只要曾有對高拱不利的傳言，卻一條條清晰記錄並大加闡發。

因為王世貞在文壇的歷史地位，這《首輔傳》偏偏為後世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高拱的名聲在後世之所以壞了那麼多年，直到差不多改革開放之後才被一些學者慢慢翻案，原因就出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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