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認可了朱西方、唐大帆的話，決定在普法上邁出一步。

這也就是顧正臣不在這裡，如果在的話，估計會鄙視反對普法公開的朱元璋，論普法工作，有史以來，就沒一個比朱元璋更拼的，畢竟《大誥》不僅寫出來，發行了，還他娘的要求家家戶戶必須有。

一本《大誥》減刑一等，百姓為了防範未然自然要買一本《大誥》鎮宅。

萬一哪天被抓走了，也好拿出來這本書抵一抵罪。

原本該在洪武十八年出世的這本書，因為洪武朝沒有滔天大案，加之閣的設置，朱標的分擔，政務上的從容，軍事上連年對外作戰的勝利，高產農作的引、地方治理的進步等，朱元璋的、施政有所改變。

這些改變，讓洪武朝了許多腥、殘酷。

歷史中《大誥》出現，說到底還是朱元璋控制員、百姓的手段，並藉此宣揚不聽話就以重刑，現如今員可以、百姓順從，不能說大明風調雨順，但也是大上吏治過得去，百姓安定，自然沒了《大誥》編寫與推出的條件。

從《大誥》的出現與廣泛發行，甚至不惜用《大誥》減刑這種做派來看，朱元璋對所謂的“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並不是極力推崇，他更支持普法，用法律告訴百姓，這不能做，那不能做，建好籬笆，都在籬笆里活着……

朱元璋認為自己需要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安頓下來之後，就開始上課，暑假到了之後也不走，讓留校的教授繼續給自己開小灶，總之，朱元璋進修了……

作為一個要強的帝王，怎麼可能適應啥都看不懂，也不清楚這樣做對還是不對，合理不合理的日子。

擺在面前的路就這兩條：

止新事出現，止新策，新發展之路出現，重回多年前的吏治，按部就班理悉的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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