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2章

大明自洪武大帝定鼎天下，便立了皇權至上、儒教為尊的鐵律，千百年的中原教化，早已將這套理念刻進朝堂與民間的骨。

儒家重綱常倫理、君君臣臣，帝王乃天子代天牧民，掌天下生殺予奪之權，朝堂政令皆出中樞，地方治理皆依國法，天下萬事，唯皇權馬首是瞻。

而宗教於大明而言，不過是社稷的附屬，是百姓祈福避禍的寄託，縱使是本土傳承千年的道教，也守着“不涉政事、不擾俗務”的底線，道士清修於道觀，信眾祈福於廟堂，從無一人敢以教規干涉朝政，更無一人敢借宗教之名挑戰皇權。

便是老朱曾推崇的佛教，也因一度有僧人干政，被嚴令約束，終究歸於清凈，絕不容許教權有半分凌駕於國法之上。

可南洋的伊斯蘭教，卻是全然不同的景。

這教派自傳南洋，歷經數百年浸潤，早已深諸邦的理，與邦國的政權、百姓的生活纏結在一起，難分彼此。

教規不僅是教徒的行為準則，更了民間的行事規範，飲食、服飾、婚喪、作息，事事皆有教規束縛，半分不得違逆；清真寺不僅是禮拜之所，更是部族的核心，寺中阿訇的話語，比邦國吏的政令更有分量，教徒唯阿訇馬首是瞻。

更甚者，教權早已滲進政權，南洋諸邦的君王貴族，本皆是虔誠的穆斯林，邦國政令的制定，必先顧及教義規條，貴族議事的決斷，必請教中領袖首肯，教規與國法相融，教權與政權牽絆，甚者在一些小邦，阿訇便是實際的掌權者，教規直接等同於國法。

這般景，在自浸銀大明禮法、奉皇權至上為圭臬的朱雄英看來，簡直是離經叛道，是萬萬不能容忍的異端。

在他的認知里，世間任何教派，若敢以教規束縛萬民，以教權干涉朝政，便是國之源；若敢挑戰皇權的至高無上，便是與大明的社稷綱紀為敵。

這般教門，既無敬畏皇權之心，又無恪守國法之念，反倒將教權置於一切之上，與大明所奉行的天下理念背道而馳，這哪裡是正經的宗教，分明是禍邦國的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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