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

自洪武元年，朱元璋於南京建國稱帝之後，便是在承襲前元的基礎上，吸取了各朝各代的教訓和經驗，陸續出台了一些列有助於恢復民生，改善百姓生活條件的政策。

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國策便是“重農抑商”。

在朱元璋看來，那些生逐利，不事生產的商人們對於國家而言，除了平白消耗糧食之外，沒有半點益，就好似田地里的蛀蟲。

為此，朱元璋針對這些商人，在“食住行”等方面均是做出了限制，間接限制了其活範圍，避免商人們流過強，從而向蒙元的目人一樣，在積攢了大量的錢財之後，為大明帶來不穩定的因素。

但因為商業活限，商人的收便會減，朝廷自然而然便需要降低稅收，繼而形了一個惡循環。

在過去二十餘年的時間裡，上至中樞朝廷，下至地方政府，機會從未出台過任何政策，以干涉民間經濟，並衍生一套完整的徵收方案。

此等弊端便導致了大明的商業活雖然仍不敢與前宋時期相提並論，但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態勢，可朝廷的商稅收卻依舊和國朝初年時持平。

更要的是，包括朱元璋和朱棣在的多位大明天子，均是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想當然的將國家稅收的重擔到了“田稅”的上，均攤到了市井百姓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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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覺得，我大明的商稅制度存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