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皇帝只是一個人，哦不，皇帝是一個人加上司禮監這幫沒了的、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奴才，但權貴階層是高，是富商，是大地主，他們是閣閣員，是六部員，是各直隸的總督，是各地方的布政使，是各個衙門的老爺，是把持各領域商業貿易的富商，是各個地方的士紳地主，這些人如果共同分利益，聯合起來把持了國家，皇帝和司禮監又拿他們有什麼辦法？

但此刻劉賜沒法想通這個問題，但他仍是不免想着，如何能打破這個局面？

他對整個帝國的認識仍是欠深的，自然還無法想通這個問題，但此時已經有一個詞從他的腦海里閃出來，就是：“土地”。

因為他想到，這些權貴，這些大員，大富商，大士紳，他們把持權力最重要的武是什麼？

恐怕不是權力本，而是土地。

只有奪取他們的土地，才能從本上瓦解他們的權力，只有重新分配土地，才能從本上調整這個國家的階層。

“變法”。

這個詞又從劉賜的腦海里蹦了出來，他不想起五百年前北宋的荊國公王安石，他背過王安石著的《三經新義》，也讀過王荊公的多部書籍，他對王安石是極仰慕的。

王安石名垂千古的事迹莫過於他推的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儘管這個變法最終失敗了，但仍是讓北宋國力大增，呈現出百年未有的繁榮景象。

劉賜想起王安石變法裡頭的種種舉措，想起那著名的“均輸法”、“青苗法”等變革舉措，他有點恍然大悟的意味，驟然想明白，這些變法舉措其實都是衝著改革土地去的，王安石變法的種種舉措都重在抑制豪強的土地兼并，限制大地主和富商對人民的剝削。

但王安石的變法始終沒能在本上搖權貴們對土地的把持，這也是王安石變法最後失敗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或許只有改變土地的分配，才能真正改變這個國家。

“土地改革”，一個莫名的，驚心魄的詞語在劉賜的腦海中閃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