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二月，北平的雪化得黏糊糊的，泥地里摻着沒化的冰碴子，踩上去“咯吱咯吱”響，寒氣順着磨破的鞋往骨頭裡鑽，比臘月里的西北風還歹毒。咱的棉鞋前尖頂出個，着的腳趾頭凍得發麻，趙二柱連夜給了塊牛皮掌，針腳得像咸塬的田埂，可還是擋不住那子鑽心的冷。前兒個剛收到月娥的第二封信，信紙邊角被灶火燎了個小豁口——是熬油燈教認字時，不小心被燈苗了一下，字卻寫得格外周正：“李嬸的碎娃認全‘工農’倆字了，捧着曬穀場的土疙瘩在地上寫，滿手都是泥，還追着俺問‘娘’字咋寫，說要寫給在銅川礦上的爹看。”咱把信在口焐着，紙頁吸了溫，連字裡行間的盼頭都暖得能冒出熱氣。

“阿房！走了走了！同鄉會要開了！再磨蹭飯堂的羊湯都涼了！”鄒默的山東腔從樓道那頭撞過來，帶着子熱乎的煎餅香。他裹着件洗得發白的棉袍，領口磨出邊，懷裡揣着個油鋥亮的油紙包，跑得太急，棉袍下擺掃起一串泥點：“俺娘給寄的雜糧煎餅，摻了黃豆面，抗！咱給同鄉們分分，讓他們嘗嘗咱山東的嚼裹，比北平的白面饅頭有嚼勁，頂飽！”咱正把月娥的信念給張春生聽，這河南娃爹娘都在逃荒路上沒了，聽見“咸塬”“糜子粥”這些字眼，眼圈就紅得像的狗頭棗，手指無意識地摳着炕沿的木紋，把木茬都摳下來了。聽見鄒默喊，咱趕把信疊小方塊，塞進的兜——那地方着心口，暖，既怕信紙了，更怕風把“好日子”這三個字吹淡了。

沈文也收拾妥當了，他穿件淺灰洋布褂子，是在上海紗廠當技工的哥攢錢買的，領口還別著支鋥亮的鋼筆，比咱幾個都顯得神：“阿拉查過了，同鄉會在西齋飯堂開，出宿舍門往南拐，過兩個衚衕就到，路不遠。路上阿拉順道買幾斤冰糖葫蘆，紅果裹着亮閃閃的糖殼，甜的，陝西老鄉都這口甜滋味。”趙二柱扛着他的針線笸籮，竹編笸籮邊緣磨得發亮，裡面放着剛給張大山補好的礦工服，補丁用的靛藍布，針腳比尺子量的還齊整：“俺順道去趟收發室，看看有沒有俺娘寄的鞋底，納的鞋底針腳，一雙能穿大半年。要是有富餘的，給月娥嫂子也捎一雙，教認字站一天，腳指定累得慌。”

西個半大後生踩着泥雪往飯堂走，雪水滲進鞋裡涼的，可心裡的熱乎氣擋都擋不住。鄒默走在最前頭，大嗓門驚飛了屋檐下躲雪的麻雀，它們撲棱着翅膀，雪沫子掉了咱一脖子：“俺爹說了，出門在外，老鄉就是親兄弟。咱在北平飄着，沒個靠山不行，同鄉的腰桿得互相撐着！”張大山跟在最後，礦鎬沒敢帶來——怕學監說“鄙”，就攥着個撿來的煤塊當手爐，烏黑的煤塊被溫焐得發燙，他瓮聲瓮氣地說：“要是同鄉會有陝西的礦友，俺跟他嘮嘮咱銅川的礦難。俺爹就是在裡頭沒的，礦塌的時候，連個喊救命的工夫都沒有，那苦日子，真不是人過的。”咱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棉袍後頸沾着點洗不掉的煤屑，是上次下礦時蹭的，像印在上的記號。

西齋飯堂老遠就見那面紅布幌子，“陝西同鄉會”五個字用硃砂寫的，筆鋒剛勁，在灰濛濛的天里艷得扎眼。剛到門口，就聽見裡頭飄出的陝西話，“夥計”“碎娃”“糜子粥”，一個個字眼砸在咱耳朵里，比守常先生講的《庶民的勝利》還親切。一個穿布棉袍的漢子迎出來，臉膛是陝北漢子特有的黝黑，像被日頭曬的黃土，手上全是老繭，指關節都磨變了形，笑起來眼角的皺紋堆褶子，出兩排結實的牙：“是咸來的張阿房不？俺是李子洲，綏德的，早聽守常先生提你，說北大來了個為工農說話的後生，敢給鄉下佃農寄《新青年》，有骨氣！”

咱趕手去握，他的手糙得像咸塬上的老樹皮，磨得咱手心發疼，可攥得實，力氣大得能碎煤塊：“李大哥！俺也常聽先生說你，說你在陝北搞農會，幫着佃農跟地主爭地，是條響噹噹的好漢！”李子洲拍了拍咱的肩膀，他棉袍上沾着的麥秸稈掉下來，落在咱的棉鞋上——那是剛從老家捎來的棉袍，還帶着咸塬的麥香：“都是瞎忙活，沒讓咱陝北的娃們坐在暖屋裡認上字，沒讓礦工們看懂工票上的黑字，就不算真本事。快進去，裡頭的同鄉都等着呢，灶上燉着羊湯，熱乎着，先暖暖子！”

飯堂里擺了五張八仙桌，桌面是舊的，卻得鋥亮能照見人影，每個座位都坐滿了人：有穿長衫的教職員，袖口磨白了還漿得筆；有跟咱一樣穿棉袍的學生，腳沾着泥點；還有兩個穿灰布軍裝的，肩章磨得發亮，說是從保定軍校回來的同鄉，要給陝西的工農撐腰。桌上擺着花生、瓜子，還有用布袋裝着的陝西狗頭棗，紅得發亮，像沾了咸塬的日頭，是李子洲從綏德捎來的，每個棗都飽滿，咬開一個，甜順着角往下淌。鄒默一進去就被個山東老鄉拽着坐下，倆人大聲用山東話嘮嗑，唾沫星子橫飛，說著說著就提到了家鄉佃農被地主欺負的事；趙二柱則跟個河北來的教職員嘮上了，那教職員是做裁出的，倆人捧着針線笸籮，湊在一起說針腳疏的門道；沈文被幾個學洋文的圍着，用上海話夾雜着“德先生”“賽先生”討論《新青年》，眼鏡片都着。

咱剛在靠門的位置坐下，就有人端來一碗熱麵湯，瓷碗燙得手發麻，湯是用羊骨頭熬的，飄着翠綠的蔥花，油花亮晶晶的，香得咱首咽口水。“阿房兄弟，俺是渭南的王存才，在法學院讀本科。”遞湯的後生戴副圓框眼鏡，鏡用棉線纏着——前幾天被風吹斷的，“俺聽同鄉說你給家裡寄《新青年》，還教佃農認字？俺老家那邊，有人把你寄的書傳得跟寶貝似的，翻得紙都爛了，還捨不得丟。”咱拉了一大口麵湯，暖氣流從嚨到肚子里，連凍僵的腳趾都有了知覺：“不是俺教，是俺媳婦月娥在教。俺在北大找書寄回去，把佃農的婦聚在土坯房裡，就着油燈教們寫自己的名字，一個字一個字地摳。”

“好樣的！”王存才往咱碗里夾了顆狗頭棗，棗子滾進湯里，濺起小水花，“俺老家那邊更苦，地主家的娃背着花書包進私塾，咱佃農的娃只能在地里刨土，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上次俺回去，見着個穿補丁裳的碎娃，在地主家的牆下用木炭畫圈，問他畫啥，他說‘這是俺家的地，被地主圈走了’，把‘田’字寫‘口’，說那是地主家的高牆，圈得死死的，連風都不進去。”咱聽着心裡發堵，像塞了團棉花，想起李嬸的碎娃在信里說的，天天追着月娥問“啥是好日子”，那娃的手凍得通紅，卻在土地上把“好日子”三個字劃得格外認真，連土渣都濺起來了，像是要刻進地里。

李子洲“當”的一聲把瓷碗墩在桌上，飯堂里立馬靜了下來，連掉顆花生殼都聽得見。他站起，個頭不算高，卻像咸塬上的老槐樹，扎得穩，子得首：“各位同鄉，咱今天聚在這兒，不是為了吃花生、喝羊湯，是為了咱陝西的工農兄弟！”他的聲音不高，卻像悶雷似的，砸在每個人心上，“咱陝西的工農，苦到子里了！地主的租子要收七，遇上災年也不饒，苛捐雜稅比山還重；礦上的工頭拿咱礦工當牲口使喚，一天干十二個時辰，給的工錢不夠買半斗米！佃農的娃連口熱飯都吃不上，更別說認字了——他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咋跟地主爭地？咋跟工頭要工錢？只能被人矇著眼欺負！”

張大山猛地站起來，凳子被他撞得“吱呀”響，攥着煤塊的手青筋都了，煤末子蹭得指發黑：“李大哥說得對！俺爹就是在銅川礦上沒的！工頭讓他簽生死狀，他不認字，工頭就哄他‘按個手印就能領工錢’，他就老實按了。後來礦塌了，俺爹被埋在裡頭，工頭拿着那張破紙說‘他自願的’，連口薄棺材都不給！俺爹下葬時，俺拿着木炭在木板上畫，連‘爹’字都寫不全，最後還是李嬸用燒黑的柴，歪歪扭扭刻了‘張礦工’三個字，連個正經名字都沒有！”他的山東腔裡帶着哭腔，眼淚砸在布棉袍上，洇出一小片痕，“俺要是早認字，俺爹就不會死得這麼不明不白！”

“就是這話！”李子洲的拳頭砸在桌上，花生殼都震飛了，“咱在北大讀書，穿暖、吃白面，冬天有煤烤火，夏天有樹蔭涼，可咱的鄉親呢？在土坯房裡啃冷窩頭，裂得流；在礦里不見天日，肺里全是煤塵，咳得首不起腰！在北京讀書不行，喊‘工農萬歲’的口號不行！得回去，回陝西去！咱要辦工農學堂！讓佃農的孩子也能坐在屋裡認字，讓礦工也能看懂工票上的黑字，讓咱工農知道，自己不是天生該窮的，咱的命，咱自己能做主，不是任人的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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