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夫妻吵架的事，他也不是第一次見這種場景了，只是以前事務繁忙，沒太在意。

如今細細回想，靖州城裡的子，似乎總在“依附”二字里打轉——依附丈夫，依附兒子，在家做飯洗帶娃，出門連大聲說話都不敢，更別說像男子那樣去工坊幹活掙錢。

他走到工坊區，這種更明顯了。

鹽坊里揮着木鏟的是漢子，糖坊里篩糖的是婆子（多是無兒無的孤老），鐵坊里掄錘的更是清一的壯丁，偶爾有子在旁邊給丈夫送水送飯，也是低着頭，腳步匆匆，像是怕礙着誰的眼。

“王掌柜，問個事。”趙珩走進王硯掌管的賬房，這裡負責登記各工坊的工錢，“各工坊幹活的，有子嗎？”

王硯正在算賬，聞言抬頭：“子？回王爺，極。也就雪糖鋪有兩個老婆子幫忙看攤子，還是因為們家男人病了，王爺特批的。其餘的……子哪能拋頭面乾重活？再說，力氣也跟不上啊。”

“力氣跟不上？”趙珩想起現代社會那些巧的手工活，大多是子做得更細緻，“那輕巧些的活呢？比如……做些針線？或者給琉璃穿個繩，給糖塊包個紙？”

王硯愣了愣：“針線活？那都是家裡人閑着沒事做的，哪能算‘活計’？再說，做好了也沒人買啊。”

趙珩沒再問，心裡卻有了計較。他想起剛到靖州時，百姓們全家挨，子地位低或許是因為“沒飯吃”。

可現在不一樣了，工坊開了，土地分了，不家庭靠着男人在工坊幹活，日子漸漸寬裕，可子的地位反倒更低了——因為家裡的錢袋子在男人手裡，“你吃我的喝我的，就得聽我的”了天經地義。

要改變這局面，靠說“男平等”是沒用的，得讓子手裡也有錢，也能掙到養活自己的面。

一個家庭里，誰掌握經濟權，誰就有話語權，這道理古今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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