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的便在書店對面租了一間民房，架起了一台帶長焦鏡頭的相機，專門拍攝進出書店的人。每隔幾天，膠捲就會被送到佐藤的住，由親自沖洗和放大。

照片一張張攤在桌上，佐藤用放大鏡仔細觀察每一張面孔。認出了一些人——燕京大學的學生、報社的記者、文化界的名人。大部分人的到訪似乎都很正常，買書、聊天、喝茶，沒有任何可疑之。

但戴眼鏡的中年男人仍然每周三準時出現。佐藤決定擴大監控範圍——派人跟蹤他。

便跟蹤了三天，發現那個中年男人住在西城的一個小西合院里，對外份是一個中學教師。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早上出門去學校，下午回家，偶爾去書店。看起來就是個普通的知識分子。

“也許他真的是個普通教師？”佐藤的助手問。

“不會，”佐藤搖頭，“普通教師不會每周三固定時間去書店，一次都不落。他一定是在接頭。”

決定再等一等。只要這條線不斷，總會有人來找他。到時候，一網打盡。

與此同時，佐藤還派人查了書店的老闆。蘇晚棠的公開份是“從上海逃難來的文化人”，在上海確實開過一家書店，而且生意不錯。的背景看起來乾淨，但佐藤總覺得哪裡不對勁。

“太完了，”佐藤在日記里寫道，“完的履歷、完的生意、完的人際關係。沒有任何破綻，就是最大的破綻。”

但也承認，僅憑覺，不能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