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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劉羅鍋傳_第15章 學術探討,交流長見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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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1751 年)臘月的翰林院,因一場 “經史與時政” 的學討論會熱鬧起來。掌院學士阿克敦覺得,翰林院編修多埋首典籍,與實務結合,便提議每月舉辦一次探討會,讓大家圍繞 “經史如何指導當下政務” 各抒己見。第一次討論會的議題,就定了劉墉之前在松筠書社聽過的 “‘仁政’在今日之踐行”—— 這既是經史核心,又關聯民生實務,正好讓新老編修都有話可說。

討論會設在翰林院的東書房,炭火盆燒得正旺,案上擺着茶水和紙筆,周士楷。王爾烈。紀昀還有幾位資深編修都坐定了,劉墉找了個靠後的位置坐下,手裡攥着之前記滿京城見聞的本子 —— 裡面有祭天禮祝文的摘抄,有市集糧價的記錄,還有張居正奏疏的批註,他想着這些都能用上,卻沒急着開口,先聽旁人怎麼說。

最先發言的是資深編修李兆齡,他捻着鬍鬚說:“《論語》里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這‘仁政’的核心就是‘以德治國’。如今皇上聖明,輕徭薄賦,便是‘仁政’的最好現,咱們做臣子的,只需遵旨行事即可。” 這話一出,幾位年輕編修紛紛點頭,覺得 “既合經義,又順時政”。

劉墉卻皺了皺眉 —— 他想起在王府井市集聽到的百姓抱怨,想起家鄉書信里 “糧價略高” 的說法,若只說 “遵旨行事”,那百姓的實際難該如何解決?他猶豫了一下,還是站起說:“李前輩說得是‘仁政’的本,可晚輩覺得,‘以德治國’還需落到實務上。比如《孟子》說‘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如今京城糧價因漕運延誤略漲,諸城百姓也有類似困擾,若能從漕運治理。糧倉調度這些實務手,讓百姓買得起糧。有恆產,才算真正踐行了‘仁政’。”

這話一出,東書房裡安靜了片刻。李兆齡放下茶杯,看着劉墉問:“你剛翰林不久,怎知漕運與糧價的關聯?莫不是僅憑聽聞妄議?” 劉墉沒慌,把手裡的本子翻開,指着其中一頁說:“晚輩整理康熙朝漕運奏疏時,發現當年也有‘糧船延誤致糧價漲’的況,時任河道總督靳輔採取‘清淤河道。增設驛站’的辦法,三個月便緩解了問題;如今晚輩在市集打聽,得知今年糧船延誤多因徐州段河道淤塞,或許可借鑒前朝經驗,先疏浚河道,再協調沿途關卡加快查驗速度 —— 這便是經史給當下的啟示。”

他話音剛落,紀昀就拍了拍手:“劉兄說得好!經史不是放在書架上的死書,是前人應對難題的經驗庫。就像他說的靳輔治河,既合《尚書》‘水曰潤下’的自然之理,又解了百姓缺糧的燃眉之急,這才是‘經史指導實務’的真義。” 王爾烈也點頭附和:“我之前讀《資治通鑒》,看到唐太宗‘納諫如流’,不僅聽大臣的建議,還派人去民間聽百姓的聲音。如今咱們探討‘仁政’,也該像劉兄這樣,既讀經史,也聽民生,才不算空談。”

李兆齡雖沒再反駁,卻還是說:“可咱們只是編修,漕運。糧價都是部院的事,就算探討出辦法,也未必能施行,豈不是白費功夫?” 劉墉想了想,又說:“晚輩覺得,就算暫時不能施行,探討本也有意義。咱們整理史料。撰寫文稿,若能在經史解讀中融實務觀察,將來朝廷制定政策時,或許能從咱們的文稿里找到參考 —— 就像我之前給《唐宋八大家文鈔》寫評註,把‘與民同樂’和地方修堤。減賦結合,不也是希能給讀的人一點啟發嗎?”

這場討論會,從 “仁政” 聊到漕運,從經史典籍聊到市集民生,一直持續到暮降臨。散會後,周士楷特意留下劉墉,拍着他的肩膀說:“你今天的發言,比之前多了 —— 以前你讀經史,是‘懂道理’,如今能把經史和京城見聞。家鄉況結合,是‘會用道理’,這便是流探討的好。” 劉墉聽了,心裡也覺得亮 —— 以前他總覺得自己的學識夠了,可和眾人一流才發現,自己對經史的理解還不夠深,對實務的關聯還不夠,若不是這場討論會,他或許還停留在 “紙上談兵” 的階段。

往後的幾次討論會,劉墉越發積極,議題也從 “仁政” 擴展到 “律法的寬嚴”“人才的選拔”“賑災的方式” 等。有一次聊到 “律法的寬嚴”,他結合之前整理的雍正朝《刑案彙編》,說:“《禮記》雲‘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如今律法當‘寬嚴相濟’—— 對百姓的小過錯,當以教化為主,比如鄉民因口角打架,若能調解,便不必拘押;對員的貪腐,當以嚴懲為主,比如之前張啟元想送禮改史志,若不嚴懲,便會壞了場風氣。” 這番話既合經義,又切中時弊,連阿克敦都稱讚:“劉編修能從經史中讀出律法的‘度’,將來若有機會參與刑案編撰,定能有所作為。”

除了翰林院的討論會,劉墉還常和紀昀。王爾烈私下流。有天晚上,三人在紀昀的住圍着炭火盆,聊起 “張居正一條鞭法對今日賦稅的借鑒”。紀昀說:“一條鞭法把雜稅合併為一條,簡化了流程,卻也導致地方趁機加征,可見‘好制度’還需‘好執行’。” 王爾烈補充:“《明史》里說張居正‘銳意改革,卻之過急’,如今咱們若想調整賦稅,得先清地方實際況,不能照搬前朝制度。”

劉墉聽着兩人的話,想起自己在松筠書社聽到的陳老先生的觀點,又結合家鄉百姓對 “雜稅繁多” 的抱怨,說:“或許可以先在小範圍試點,比如在諸城這樣的地方,先簡化幾種雜稅,看看百姓反應,再況調整 —— 這既借鑒了一條鞭法的‘簡化’思路,又避免了‘之過急’的問題,也符合《中庸》‘過猶不及’的道理。” 紀昀和王爾烈聽了,都覺得這個想法可行,紀昀還說:“下次討論會,你可以把這個思路提出來,說不定能給部院提供參考。”

在這些一次次的探討流中,劉墉漸漸發現,自己對經史的理解不再是 “死記背”,而是能 “活學活用”;對政務的認知不再是 “霧裡看花”,而是能 “看清脈絡”。他之前整理舊檔案時覺得枯燥的奏疏,如今能讀出前人的智慧;之前覺得遙遠的 “仁政”“律法”,如今能和市集百姓的生活。家鄉的糧價聯繫起來 —— 這些都是獨自讀書得不到的收穫,是流探討帶來的真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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