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改革，如同一場旨在喚醒沉睡巨人的猛烈刺激。而“考法”，便是這刺激最先及、也最敏的神經中樞——僚系。在張居正看來，嘉靖、隆慶以來政令不行、效率低下的本原因，在於吏治的腐敗與因循。員們或熱衷於清談空議，或沉溺於鑽營奔競，對實際政務則能拖則拖，敷衍塞責。整個龐大的帝國機，銹跡斑斑，運轉失靈。挽狂瀾，必先整飭吏治；整飭吏治，必先確立一套清晰、嚴厲且可執行的考核標準。於是，“考法”應運而生，為張居正改革組合拳中，最先揮出也是最致命的一擊。

萬曆元年，張居正正式奏請推行“考法”。其核心設計，充滿了法家的與嚴苛。他規定：中央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必須將所屬員應辦之事務，據事的輕重緩急和路途的遠近，明確規定理完畢的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本格式統一的文簿之上。一本由各部院自己留存底冊，一本則送至相對應的六科給事中備案，而最重要的一本，則必須呈閣，以備查考。

這看似簡單的“三簿記”制度，實則構建了一個環環相扣、相互制約的監督系。六科給事中，職司“封駁”與“稽查”，原本就對六部有監察之權。“考法”賦予了他們更的任務：據文簿記錄，逐月核查六部政務的完況。對於按期完者，記錄在案；對於逾期未辦或辦理不力者，六科有權直接向皇帝參奏，追究相關員的責任。而閣，則通過審閱和比對這第三本文簿，不僅能夠清晰地掌握天下政務的進展，更能通過六科，有效地驅和考核六部乃至地方各級員。

張居正為“考法”設定了明確的流程：“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即建言立法者，亦慮其終之罔效，不敢不慎其始矣。”　這意味着，所有政務，每月都要有考核，每年都要有稽查。這不僅要求員的彙報必須實事求是，事必須落到實，就連那些提出建議、制定政策的人，也要考慮到最終的效果，不敢在開始時不慎重。

“考法”的實施，如同在死水潭中投了一塊巨石。以往那種“一紙文書下行，有若故紙；一番議論上陳，徒虛文”的場積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員們突然發現，他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將上級的命令束之高閣，或者用華麗的辭藻撰寫空的彙報來應付差事。每一件辦的事項，都有明確的期限，都有六科和閣的眼睛在盯着。辦事的效率，直接與自己的仕途榮辱掛鈎。

史載，自“考法”行，“自考法一立，數十年廢弛從積之政，漸次修舉”。以往拖延數年的積案得到清理，擱置已久的工程得以復工，滯納多年的賦稅得以追征。朝廷政令的傳達和執行速度大大加快，往往“雖萬裡外，朝下而夕奉行”，帝國的行政機，在張居正的強力鞭策下，開始高速運轉起來。

然而，這種依靠嚴刑峻法驅的高效率，也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和激烈反彈。

首先，“考法”極大地強化了閣，尤其是張居正個人的權力。通過控制考核文簿和經由六科驅部院，張居正實際上將決策與執行大權高度集中於己手。六部堂幾乎了他的屬吏，言（監察員）的監督職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納考系，為執行政令的工。這固然提高了效率，卻也打破了明朝前期以來形的部院、科道、閣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引發了“權侵部院”、“閣臣權過重”的批評。不士大夫私下議論，認為張居正此舉是“以丞相自居”，有違太祖罷丞相、權分六部的祖制。

其次，在強大的考核力下，一些員為了追求政績，避免到懲罰，難免走向急功近利，甚至不惜弄虛作假。在清丈田畝推行“一條鞭法”的過程中，某些地方為了儘快完指標，顯示政策效，便採用“短步弓”（減小丈量土地的弓尺標準）的方法，虛報墾田數額，從而變相加賦，加重了百姓負擔。這種“唯上是圖”的風氣，雖然短期提升了數字上的業績，卻損害了改革的實際效果和民心基礎。

再者，“考法”對員的約束極其嚴格，輒得咎。張居正為推行改革，不惜使用雷霆手段，“鋤強戮凶，剔厘弊”，對反對者或執行不力者，罷黜、降級、罰俸，毫不留。這固然震懾了僚集團，保證了政令的暢通，但也使得朝堂之上，噤若寒蟬，敢於直諫的風氣到制。一些員或曲意逢迎，或明哲保，場的活力與創造力在一定程度上被窒息。

儘管阻力重重，張居正依然憑藉其非凡的意志力和李太後、馮保的堅定支持，將“考法”強力推行下去。他深知，不用重典，難治沉痾；不立威權，難行新政。通過“考法”，他功地建立了一個以效率為導向、以他本人為頂點的垂直指揮系統，為後續的清丈田畝、推行“一條鞭法”、鞏固邊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掃清了僚系部的障礙。

“考肅紀”的十年，是明朝僚系被強力整肅、行政效率達到峰值的十年。它如同一劑猛葯，暫時激活了帝國僵化的軀。然而，這劑葯的藥過於剛猛，其療效高度依賴於張居正個人的權威。當這個絕對的權威消失，那些被暫時抑的矛盾、那些對嚴刑峻法的反彈、那些因權力過度集中而產生的不滿，是否會如同決堤的洪水般反撲？而被“考法”束縛的僚集團，在失去那時刻鞭策的“銀鞭”之後，是會繼續保持高效，還是會迅速向另一個極端的因循與渙散？這一切，都預示着“人亡政息”的悲劇，或許已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