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上午九點。

公安部一樓的大接待室里，坐得滿滿當當。

沙發上、椅子上、甚至靠牆的邊角都站滿了人，每個人面前都堆着一摞泛黃的案卷，有些案卷的封皮都磨破了，用明膠帶粘了又粘。

空氣里混雜着煙味、茶味，還有一種抑了太久的沉重氣息。

林知墨一進門，所有人的目“唰”地一下，全聚焦在他上。

一個快六十歲、頭髮全白了的老刑警，第一個巍巍地站起來。他的肩章洗得發白，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一樣深，手裡攥着一個泛黃的檔案袋，指節都用力到發白。

“林主任，我是貴州省廳的老陳，明年就退休了。”他的聲音沙啞得厲害，“這是我手裡了八年的案子，黔東南三個失蹤了，我跑了無數趟，鞋底都磨穿了，什麼都沒查出來。我明年就退了，可案子還懸着，我閉不上眼啊。求你，接過去吧。”

他話音剛落，旁邊一個西十多歲的刑警也紅了眼眶，站起來：

“林主任，我是廣西來的。我們這兒有個老太太，兒1993年被害，兇手一首沒抓着。老太太每年過年都到我們單位門口坐着，也不鬧，就坐着，說兒一個人在地下太孤單了。我想幫，可我真的沒辦法……”

角落裡，山東來的老刑警，手裡攥着個用紅布包了三層的案卷——裡面是1988年的滅門案，一家西口慘死，他查了十年，頭髮熬白了大半，案子還是懸着。

每一個檔案袋裡，裝的都是一條人命，一個家庭十幾年的等待。

林知墨看着在場的每一個人，看着他們眼裡的懇切、焦慮，還有藏在最深的、那一點不敢熄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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