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室里，李振波將一張手繪的。更加詳細的K473次列車1993年9月15日夜間運行時刻表在白板上。上面不僅標註了停靠站和時間，還據當年的列車運行圖，估算出了區間運行速度和大概的到開時刻。

“林老師，我仔細核對過了。”李振波指着圖表，“列車從南江正點22：30發車，23：50到達柳河站，停車3分鐘。之後是大站（01：10停2分）。雙橋站（02：55停5分），然後直達終點江州（06：20）。夜間運行速度不算快，區間運行時間比較穩定。沒有查到當天夜間有非計劃臨時停車或長時間慢行的記錄。”

“柳河站上車旅客的記錄呢？”林知墨問。

王銳搖搖頭：“鐵路公安反饋，當年的紙質檢票記錄只保存一年，早就銷毀了。柳河站那時候也沒有監控設備。關於‘趙衛國’，只有列車員回憶，檢票時看了一眼車票和證件（假證），模樣就是筆錄里描述的那樣，沒有特別印象。”

線索似乎又斷了。但林知墨的目卻停留在“柳河站”和“雙橋站”之間漫長的運行區間上。從23：50離開柳河，到02：55到達雙橋，有足足三個多小時。這三個小時，是作案的核心時間窗口。

“同包廂的‘趙衛國’自稱一覺睡到天亮，對王德發的消失毫無察覺。”林知墨緩緩說道，“這符合一個長途旅客的疲憊表現，也完地避開了對關鍵時間段的代。但這是否太‘完’了？他為什麼睡得那麼‘沉’？是真的疲憊，還是......有意為之？甚至，他可能本就沒睡，或者說，在那個時間段，在包廂里的，已經不是‘趙衛國’了？”

“不是‘趙衛國’？”楊雪今天也在，參與了案討論，“林老師，您昨天提到份替換......是指？”

林知墨走到白板前，用筆在“王德發”和“趙衛國”之間畫了一條線：“我們假設，這是一起有預謀的。針對王德發的犯罪。犯罪者需要完：接近王德發。控制或殺害王德發。理王德發。以及自己。在移的列車上，在相對封閉的卧包廂里，完所有這些步驟並悄無聲息地，難度極大。但如果，犯罪者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呢？如果他們利用的是高度相似的外貌呢？”

他頓了頓，讓這個想法在團隊員腦中沉澱：“設想一下：有一對長相極其相似的兩個人，比如孿生兄弟。哥哥（或弟弟）甲，提前獲取了王德發的行程信息（作為採購員，行程並非絕），並偽造了‘趙衛國’的份和車票。他於柳河站上車，進王德發所在的包廂。他可能通過某種方式（下藥。突然襲擊）迅速制伏了本就可能因旅途勞頓而警覺不高的王德發。”

“然後呢？或昏迷的王德發怎麼理？甲自己怎麼離開？”王銳追問。

“甲不需要立刻離開包廂。”林知墨的目投向列車運行時刻表，“他只需要讓王德發‘消失’出這個包廂。而他的孿生兄弟乙，就在列車運行前方的某個地點等待。這個地方，可能是一個小站的站台，也可能是鐵路沿線某個預先約定好的。列車會減速通過的地點。”

他指着時刻表上“柳河”和“雙橋”之間漫長的線路：“三個多小時，足夠做很多事。甲在包廂控制了王德發後，等待時機。當列車經過某個預設地點（比如一個彎道需要減速，或者一個偏僻路段）時，甲打開車窗——注意，不是破壞鎖扣，可能是用技巧打開，或者王德發原本就開了條氣，將昏迷或已死的王德發，從車窗遞出去！車外等待的乙接應，迅速將王德髮帶走。然後，甲留在包廂，關上窗戶。他甚至可能換上王德發的服，躺在王德發的鋪位上，偽裝王德發還在睡覺的假象，以防萬一有列車員夜查。直到接近終點，或者他認為安全的時候，他再恢復‘趙衛國’的份，或者乾脆也找機會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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