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得很好，資料庫的擴展和實戰應用都很紮實。”林知墨肯定道，“行為分析在經濟犯罪領域的嘗試很有價值，可以繼續謹慎探索，注意與專業部門的協作。”

“是。”沈冰應道，電話那頭沉默了一兩秒，似乎猶豫了一下，才用比剛才稍輕一點的聲音問：“省廳那邊......‘教師’的案子，都順利嗎？”

“嗯，已經進司法程序了。”林知墨沒有細節，這是紀律，他也知道沈冰明白。“你們專註手頭工作，注意安全。”

“明白。您也多保重。”沈冰說完，便結束了通話。

聽着電話里的忙音，林知墨微微出了一會兒神。南江，CBA小組，秦鐵山，沈冰......那些並肩作戰的日子彷彿並不遙遠。但他知道，自己的舞台已經暫時轉移到了省廳這個更大的層面。各自的戰鬥都在繼續。

6月3日，星期六。林知墨沒有休息，他來到安靜的辦公室，開始整理自己這段時間積累的。零散的筆記和思考。窗外是省城初夏的綠蔭，偶爾傳來幾聲鳥鳴。

他在一本新的筆記本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陳文淵案的終結，並非某種理念的勝利。它揭示的是一種深刻的悲劇：個人將未癒合的心理創傷，投到對社會系統的極端批判與改造衝上，並選擇用製造更大創傷的方式，來試圖‘治癒’系統。其本謬誤在於，用錯誤的方法追求正確的目標（正義與完善），最終不僅傷害無辜，也徹底迷失了自我，淪為自創傷的奴隸和擴散。”

他停頓了一下，筆尖繼續移：

“我們的工作，或許正是要在這兩者間尋找那條艱難但必須堅守的界限：既要敏銳地察系統與個不公，懷有改變的理想；又要時刻警惕，不讓個人的憤怒或無力異化為破壞的暴力，無論這種暴力披着多麼‘崇高’或‘智慧’的外。警察的刀，應該用於切除確鑿的罪惡，而非進行社會實驗；警察的心，應該用於理解犯罪以更好地守護，而非代犯罪以尋求扭曲的共鳴。這條路很長，需要理，也需要溫度；需要勇氣，更需要堅守法治與專業的定力。”

寫到這裡，他合上了筆記本。

“教師”案，從警方偵查的角度，已經徹底完結。所有的報告都已歸檔，所有的證據都已移，所有的經驗教訓也已開始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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