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廳技剛剛引進了相關設備和專家，正在建立實驗室。這可能是我們省第一次在重大系列案件中嘗試應用DNA技。”方明在一旁解釋道，語氣中也帶着期待與慎重，“但流程需要時間，檢材的提取。保存。送檢。比對，都需要嚴格作。而且結果並非百分之百，但一旦匹配，將是鐵證！”

這個信息讓臨州警方既興又到力。他們立即部署，對孫強實施了全天候的秘監控，並尋找機會獲取其生檢材。

機會很快到來.7月30日傍晚，監控發現孫強在下班後，與工友在廠外大排檔吃宵夜，期間吸煙並隨意丟棄煙頭。偵查員偽裝食客，在其離開後，小心提取了多個他丟棄的“金葫蘆”煙頭，並按照省廳下發的。極其嚴格的新規程進行包裝和標記。

同時，另一組偵查員利用孫強白天在家睡覺的時機，在其居住的平房院外，對其停放的“幸福”125托車進行了遠距離拍照和細緻觀察。照片顯示，該車胎花紋磨損嚴重，與現場殘缺模型反映的特徵有相似之，但由於模型太不完整，難以做統一認定。不過，偵查員注意到，托車的後擋泥板和腳蹬，有一些難以清洗乾淨的暗紅污漬，疑似乾涸的跡——這在其屠宰場工人的份下看似合理，但結合案，就格外刺眼。

最關鍵的是，通過調取屠宰場的考勤記錄和訪問其部分工友，孫強在六起案件發生當晚的考勤記錄均顯示“正常下班”，但下班後的去向無人能確證明。有工友模糊記得，其中兩次案發後的凌晨，曾看到孫強洗完澡。換好服後，沒有直接回家，而是推着托車往廠外另一個方向去了，問他只說“有點事”。

時間。機。通工。行為特徵。心理背景。證關聯（香煙。可能的跡）......所有的線索，如同磁石一般，越來越強烈地指向孫強。

“立即控制孫強！”臨州市局領導在聽取彙報後，果斷下令。但林知墨提出了補充建議。

“在DNA比對結果出來之前，直接抓捕並進行高強度審訊，如果遇到頑固抵抗，可能會陷僵局。我建議，以配合調查其托車疑似涉及一起通事故（可虛構）為由，將其傳喚到支隊，進行詢問。重點觀察其反應，同時可以在詢問室自燃獲取其新鮮煙頭或水杯，進行二次DNA採樣，與現場煙頭和我們之前獲取的煙頭進行叉比對。如果DNA結果吻合，再轉為正式審訊，我們將手握最有力的科學證據。”

這個穩妥而富有策略的建議被採納。

時間：1994年8月2日，上午。臨州市刑偵支隊訊問室。

孫強被“請”來了。他材中等，確實比較壯實，皮糙，眼神有些鬱躲閃。面對警同志關於“通事故”的詢問，他表現得有些張和不耐煩，反覆強調自己下班就回家，沒撞過人。在詢問過程中，他下意識地掏煙，被“好心”的民警遞上煙灰缸，並在他完後，自然地將煙頭作為“垃圾”收走。他也喝了幾口水，水杯也被妥善保管。

詢問沒有取得突破，孫強咬定自己什麼都不知道。警方按照程序，讓其離開，但監控更加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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