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簡短而高效的會面，就這樣結束了。馬文升三人被留了下來，由王勤領着，悉澄淵堂的辦公環境，並與那幾位負責文書。雜務的低級侍和書吏見面。陳循等人則懷着複雜的心，各自散去。

然而，就在“書堂”悄然立。馬文升等三位“走讀大臣”倉促履新的消息，如同深水炸彈般在紫城最核心的圈子引發劇烈震的同時，外朝的波瀾，也以另一種方式，洶湧而來。

皇帝不經閣。直接以中旨超擢三名中下層員擔任前所未聞的“書堂走讀大臣”，並賦予其“直奏”和“協理部院”之權的消息，雖然被刻意控制在一定範圍，但如此反常的人事變，又如何能完全瞞過朝野的耳目？尤其是馬文升。秦紘。王恕三人突然消失於常朝和各自衙署，住宮深的“澄淵堂”，更是引發了無數猜測與不安。

對於絕大多數不明的員而言，這無異於皇帝在“廣開言路”之後，又一次令人瞠目結舌的“任”之舉。設立一個凌駕於部院之上的“書堂”？任用幾個“幸進”之人為“走讀大臣”？這置閣於何地？置朝廷法度於何地？更讓許多原本就因“新政”方向不明而焦慮的員到恐慌——皇帝這是要拋開現有的僚系，另起爐灶嗎？那麼他們的位置。他們的權力。他們的未來，又將如何？

這種普遍的不安與疑慮，迅速找到了一個看似“政治正確”。實則最為尖銳也最為敏的宣洩口。

就在馬文升等人進澄淵堂的次日，早朝之上，數名言史，彷彿約好了一般，出列奏事。他們沒有直接質疑“書堂”和“走讀大臣”（或許是因為消息還不完全確鑿，或許是不敢直接挑戰皇帝的新舉措），而是將矛頭，再次直指那個困擾景泰朝多年。也令無數員憂心忡忡的本問題——國本。

一位年邁的都給事中，手持笏板，聲音洪亮而沉痛：“陛下！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國之大本，在嗣與統’！今陛下龍康泰，勵圖治，改元‘新啟’，開盛世，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然中宮久虛，皇嗣未彰，東宮之位，懸而未決，此實乃社稷第一憂，人心最大不安！去歲宮闈之變，逆黨所以能煽人心者，未必非因國本未定，致令邪有隙可乘也！”

另一位史接着出列，言辭更為激烈：“陛下！《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又云：‘預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然天意難測，人事無常。若不早定國本，明確儲貳，則神飄搖，人心不定。縱有良法意，恐難深人心；縱有干臣能將，亦難專註任事。伏乞陛下，以江山社稷為重，以列祖列宗為念，早擇宗室賢良子弟，正位東宮，以定天下之心，以固萬世之基！此乃當今第一急務，勝於任何新政！”

第三位則看似更為“懇切”，實則將問題與皇帝的新舉措掛鈎：“陛下廣開言路，求治心切，臣等佩。然治國如理，當先其大者。急者。今陛下擢用新進，籌謀新政，固然可喜。然若國本不立，則一切新政，猶如大廈建於流沙之上，基不穩，終有傾覆之危。臣愚以為，陛下當暫緩其他，集中心力，先行解決立儲大計。待國本既固，人心既定，再行其他改革，則事半而功倍，天下可垂拱而治矣！”

這些奏言，引經據典，言辭懇切（或激烈），將“立儲”抬高到了倒一切的地位，甚至將“新政”與“立儲”對立起來，暗示皇帝若不先解決繼承人問題，任何其他努力都是徒勞甚至危險的。這無疑是對皇帝近期一系列“非常之舉”的委婉但尖銳的批評，也是朝中保守力量（或單純憂慮國本者）藉助“大義名分”發起的一次集發聲。

他們未必都反對改革，未必都反對“書堂”（雖然可能本能地反），但他們選擇了一個皇帝難以正面反駁。且能引起最廣泛共鳴的議題作為切點，試圖以此施，影響皇帝的決策節奏，甚至可能……試探皇帝在子嗣問題上的真實態度與底線。

一時間，奉天殿雀無聲，無數道目聚焦在座之上，等待着皇帝的回應。陳循。王文等閣臣垂首不語，面凝重。剛剛被超擢。此刻或許正在澄淵堂悉事務的馬文升等人若在此，恐怕更能深切會到，他們所投的那場“新政”，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在這最本。最敏的皇權傳承影下，艱難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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