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的很漂亮，狀也似乎很凄慘，理由看似充分。但林承嗣心中的疑竇卻越來越大。

太順理章了，也太像一出心排練過的戲了，一個在強權迫下掙扎求存的小部落，行事邏輯往往是猶豫、觀、尋求最穩妥的生存之道，如此孤注一擲、目標明確、行迅速的“起義”，不符合草原小部落面對生存危機時的常見反應，更像是一個……被賦予明確任務的行。

然而，政治的考量倒了純粹的懷疑。林承嗣深知，這個部落的“投誠”，無論真假，都有重大的象徵意義和政治價值，這是第一個公開因為無法忍滿清迫而棄暗投明的蒙古部落！

如果理得當，大肆宣揚，足以為瓦解滿蒙聯盟、吸引更多搖擺部落的一顆重磅炸彈，也能極大鼓舞己方聯盟的士氣，證明大明“仁德”與後金“暴”的對比。

反之，如果自己因為懷疑而拒之門外，消息傳開，不僅寒了那些真正有心投靠者的心，也會讓現有的盟友產生“大明是否真心容納我等”的疑慮。

更重要的是，盧象升和崇禎正需要這樣的“典型”。

所以，林承嗣幾乎沒有太多猶豫，便面讚賞之，對信使溫言，表示大明皇帝懷四海，盧總督信守盟約，對於誠心歸附的部落，必定妥善安置，既往不咎。

他詳細詢問了部落目前的大致位置、人口、牲畜數目，並“心”地為他們規劃了南遷的路線和接應方式——路線避開了幾個已知的親清部落傳統牧場，接應點則選在大同西北約百里的一水草之地，那裡距離虎大威的聯軍營地不算太遠，也便於監視和控制。

信使千恩萬謝地離去，約定七日之，部落必到接應地點。

接下來的七天，林承嗣一邊繼續督促聯軍訓練，理日常事務，一邊不聲地加強了對北邊各路哨探的指令，要求他們格外留意是否有大隊人馬異常移的跡象，尤其是來自科爾沁方向。

同時，他也將此事以公文形式正式稟報了盧象升，但也只客觀陳述了“有部落因不堪豪格迫來投，已初步接洽，擬安置於大同城外牧場”，並未過多提及自己的懷疑。他知道盧象升軍務繁忙，且此事屬於自己“開市羈縻”的職權範圍，自己應有決斷之權，只需報備即可，他更不想在證據不足的況下，用自己的猜測去干擾盧象升的判斷，或者讓對方覺得自己行事畏首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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