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拜相，執掌秦國權柄，這無疑是對秦國乃至天下舊有權力格局的一次巨大衝擊。消息如風般傳遍列國，激起的反響錯綜複雜：東方士人大多鄙夷其商人出，視其為“以賈相”的投機之徒，有損廟堂清貴；各國公卿中，不乏畏懼其財富通天、手段詭譎者，擔憂其以金玉為戈矛，破天下於無形；亦有沉靜觀者，看這位以“奇貨可居”之上位的丞相，究竟能將這架已然強悍的戰爭機帶往何方，是添薪加火，還是移筋易骨。

蘇秦並未急於做出判斷。他深知，對這樣一個集巨賈、政客、謀略家於一的人，任何輕率的結論都可能是危險的。他用了“蛛網”更為秘和深的資源，織就一張更為細的信息網絡，開始全方位收集、甄別、分析呂不韋執政以來的各項舉措，試圖對這個即將深刻影響天下走勢的複雜人，進行一次剝繭般的全面而冷靜的評估。

大量的信息，帶着咸朝堂的議論、市井的流言、邊境的靜，從各個節點彙集而來：

人事方面：呂不韋甫一執政，便大開門庭，以重金厚禮招攬四方門客，人數迅速膨脹至號稱三千。其中雖不乏鳴狗盜之輩，卻也的確匯聚了各國有才學的文士、辯才、方技之士。他更組織其中佼佼者，編纂《呂氏春秋》，明確提出要“兼儒墨，合名法，通百家之郵”，意綜合百家之長，熔鑄一治國巨着。此舉表面是弘揚文化，實則顯出其樹立自文化權威、統一思想話語的深遠野心。在用人上，他提拔了一些確有實幹的員，但核心位置，多安故舊、門人，或其大恩者，其相府勢力迅速蔓延，結黨之勢已初見端倪。

軍事方面：大延續范雎“遠近攻”的戰略框架。趁魏國信陵君遭魏安厘王猜忌罷黜、自毀棟樑的良機，連續派遣蒙驁等將領伐魏，攻城略地，拓土甚多。而對趙國，攻勢明顯緩和，一方面因趙國經長平、邯鄲之役後國力大損，短期已難對秦構實質威脅；另一方面，或許也微妙地顧及了趙姬、嬴政曾為質於趙的舊日香火分（或更準確地說，是出於避免過度刺激趙地民心的政治算計）。

經濟方面：其商人本在此發揮得淋漓盡致。大力鼓勵商貿，降低關市之稅，疏通渭水、黃河等運輸水道，使秦國產出的糧食、布帛、兵得以更暢其流，東方珍奇貨亦源源而咸，國庫收顯着增加。然亦有詬病之聲指出，其某些政策過於追求短期財貨之利，且與巨商大賈往來過，權錢織，恐為腐敗溫床，侵蝕秦吏素以“清廉奉公”着稱的基。

政方面：嘗試為秦國嚴酷的法治氛圍披上一層溫和的外。主張“德刑並用，以德化民”，在《呂氏春秋》中亦屢屢強調仁義、民、順時應天。這種傾向，與自商鞅以來深秦國骨髓的“刻薄寡恩、峭法嚴刑”的核心國策產生了微妙偏離，引起了以廷尉府為首的老牌法家僚集團的警惕與不滿，新舊理念的暗流開始涌。

對外關係：長袖善舞，將其財富與外手腕結合運用至極致。持續以重金賄賂各國權臣，散布流言，離間六國君臣，竭力破壞任何可能形的抗秦合縱。對距離較遠的楚、齊等國，則多以懷、拉攏為主，避免多線樹敵。

綜合這些看似龐雜的信息，蘇秦站在“天下”的棋盤之外，對呂不韋的評價，逐漸勾勒出清晰的廓。

他屏退左右，於靜室中鋪開一卷新的素帛書，提筆蘸墨，筆鋒沉穩，寫下了他對這位秦國新相的評估：

“呂不韋，其才卓絕，思慮深遠，非常人也。然其複雜，如雙刃之劍，可護國亦可傷國。”

“其利（可興秦、強秦之潛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