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的應對策略迅速付諸實施。他不僅頒下詔書，大力支持杜預修繕古戰場的奏請，更將此舉升格為一項旨在弘揚大魏忠烈、彰顯天子仁德的盛大工程。一時間，朝野上下皆知陛下心繫社稷，追思先賢，原本杜預意圖藉此向司馬昭邀功的彩被沖淡，取而代之的是對天子聖明的普遍讚譽。這巧妙的一手，無疑在司馬昭收買人心的策略上釜底薪，讓那些還在觀的士人，看到了天子不甘屈居人下的決心。

司馬昭仍需親自坐鎮淮南，但他深知才是權力核心，天子曹髦更是他心頭始終懸着的利刃，因此，派遣自己的長子留守，無疑是寄予了厚與極度的信任。

司馬炎，字安世，年方弱冠，雖不及父輩老辣深沉，卻也聰慧過人，懷抱負。他深知此番留守，負重任，既要穩定朝局，更要時刻監視着宮城深的年輕天子。父親臨行前的叮囑言猶在耳：“曹髦不可小覷，其人有帝王之氣，更有過人之智，切不可掉以輕心。”司馬炎對此銘記於心，踏宮城之時，他便已準備好，要以最嚴的姿態，將這位皇帝牢牢掌控。

曹髦對此心知肚明。他沒有像以往那樣，試圖以政事去試探司馬炎，而是選擇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策略。司馬炎雖然年輕，但其父熏陶，亦是飽讀詩書，頗有才名，且素來好名。曹髦準地捕捉到了這一點。與其針鋒相對，不如順水推舟，予其所。

數日之後，宮中便開始頻繁設宴。這些宴飲並非尋常的宮廷慶典，而是以文會友、以學論道的清雅之聚。邀者多是城中負有盛名的士人、學者，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監國司馬炎。

宴席之上，酒佳肴固然盛，但更引人勝的，卻是圍繞着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探討。曹髦親自主持，他博聞強識，出口章，無論是對古籍的闢解讀，還是即興賦詩的才，都令在座的士人嘆為觀止。他有時會引經據典，與大學士們爭辯某個字的本義；有時會琴一曲，然後與眾人探討音律之；更多的時候，他會提出一些看似無關要，實則頗深度的學問題，引得群賢畢至，暢所言。

司馬炎作為監國，自然也在邀之列。起初，他帶着幾分警惕與審視，仔細觀察着曹髦的言行舉止，試圖從中找出任何政治上的端倪。他以為曹髦會在酒酣耳熱之際，或借詩言志，或旁敲側擊，提及朝政得失，甚至暗中拉攏人心。然而，令他意外的是，曹髦的表現無懈可擊。他全心沉浸在學問與藝的海洋中，彷彿一個真正的文人雅士，對宮廷外的波譎雲詭充耳不聞。

曹髦在這些場合，對司馬炎也表現出極大的尊重。每當司馬炎發表見解，曹髦總會認真傾聽，不時點頭稱是，甚至會加以讚揚，稱其“見識非凡，深得先賢風”。這讓司馬炎到頗為用。他本就自負才華，如今能得到天子的認可與稱讚，心中自然生出幾分得意。

一月復一月，宮中的宴飲和清談從未涉及政務，始終圍繞着風雅之事打轉。曹髦表現出的，是一個沉迷於文學藝、對朝政似乎毫無興趣的青年天子。他彷彿真的將天下大事拋諸腦後，只願與文人雅士共度時，沉醉於詩酒風流。他甚至還發起了一項龐大的工程，旨在整理散佚的古籍，並邀請司馬炎作為監修之一，讓他更深地捲到這些“無害”的文化活中。

司馬炎的疑慮逐漸消散。他開始相信，這位年輕的皇帝，或許真的只是一個才華橫溢、卻缺乏政治抱負的文人。他甚至覺得，有這樣一位專註於詩酒的君主，對自己而言，反而是件好事。他開始定期向遠在長安的父親司馬昭呈報，稱陛下沉湎於文墨，不問世事，溫和，並無圖謀之心。他的報告中，字裡行間出對曹髦的輕視，以及對自己監國之功的自滿。

表面上，曹髦沉浸在詩書的海洋中，着與士人清談的樂趣。他的臉上常常掛着溫和的笑容，眼神中着幾分超然外的淡泊。然而，在這層心編織的“麻痹”之網下，他的心智卻如同深淵般清醒而深邃。每一次宴飲，每一次論道，都是他對司馬炎格的細緻觀察，都是他為將來布局的微小一步。他要讓司馬炎乃至遠在長安的司馬昭都相信，大魏的天子，不過是一個困於宮牆之的風雅之士，一個毫無威脅的傀儡。只有這樣，他才能在暗中積蓄力量，等待那個真正能夠打破局面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