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還牽頭編纂了《大清會典》《世宗實錄》等重要典籍。《大清會典》是清代的行政法典，彙集了清代的各項典章制度，張廷玉作為總裁，歷時數年，潛心編纂，力求容詳實、規範嚴謹，為清代的行政運作提供了明確的依據；《世宗實錄》則系統記錄了雍正帝在位期間的言行、政務，張廷玉憑藉自己的親經歷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確保了實錄的真實和完整，為後世研究雍正朝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張廷玉輔政期間，始終秉持“勤、慎、廉”三字準則，鞠躬盡瘁，恪盡職守。他每日天不亮便宮，深夜才出宮，數十年如一日，從未懈怠。雍正帝曾評價他“遵旨繕寫，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巨”，甚至在病重時，仍放心地將政務託付給張廷玉，可見對其信任之深。

他為人謹慎，從不張揚，雖居高位，卻始終保持謙遜低調，從不濫用職權，也不結黨營私。他的府邸簡陋樸素，與一般員相比，毫無奢華之氣；他為清廉，從不接賄賂，對於下屬的饋贈，一律堅決拒絕。有一次，一位地方員為謀求晉陞，暗中向張廷玉贈送白銀萬兩，張廷玉不僅當場拒絕，還將此事上報雍正帝，請求嚴懲該員，此舉贏得了朝野上下的讚譽。

張廷玉對待下屬寬厚謙和，注重培養人才。他提拔員，從不看重出、門第，只看重才幹和品行，不出貧寒卻有才幹的員，在他的舉薦下，得以嶄頭角，為大清的棟樑之臣。他還十分重視對後輩的教導，將自己的理政經驗和為之道傳授給年輕員，鼓勵他們實心辦事、忠誠報國。

雍正帝晚年，日漸衰弱，對張廷玉的依賴愈發深重。雍正十一年，雍正帝下旨，封張廷玉為三等伯，賜號“勤宜”，為清代唯一一位憑藉文份封伯的大臣，這既是對他輔政功績的肯定，也是對他忠誠的嘉獎。雍正十三年，雍正帝病危，召張廷玉、鄂爾泰等大臣宮，託付後事，立下詔，令張廷玉、鄂爾泰“配太廟”，這是清代大臣的最高榮譽，足以見得雍正帝對張廷玉的認可與信任。

乾隆帝繼位後，張廷玉繼續輔政，協助乾隆帝穩定朝局，延續雍正朝的新政。此時的張廷玉，已是三朝元老，威極高，乾隆帝對他也十分敬重，凡事皆與之商議。張廷玉依舊秉持勤慎之風，輔佐乾隆帝整頓吏治、發展經濟、鞏固邊疆，為乾隆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礎。

然而，晚年的張廷玉，卻因“配太廟”之事，與乾隆帝產生了嫌隙。乾隆十三年，張廷玉年事已高，請求辭歸鄉，乾隆帝起初不允，後來雖答應，卻因張廷玉擔心自己死後無法配太廟，多次上書請求乾隆帝立下憑證，惹得乾隆帝不悅。加上此時鄂爾泰已去世，張廷玉為朝中最威的大臣，乾隆帝為鞏固皇權，對其漸漸有所猜忌，最終雖仍遵雍正帝詔，讓張廷玉配太廟，卻也削奪了他的爵位，令其辭歸鄉。

乾隆二十年，張廷玉在桐城家中病逝，年八十四歲。乾隆帝最終遵從雍正帝詔，將張廷玉配太廟，為清代唯一一位配太廟的漢臣，這是對他一生輔政功績的最高肯定。

縱觀張廷玉的一生，他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輔政四十餘年，始終秉心端方、勤慎恪敏，輔佐雍正帝推行新政、整頓吏治、鞏固邊疆，完善典章制度，為大清王朝的穩定與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沒有年羹堯的赫赫戰功，也沒有隆科多的定策之功，卻以自己的智慧、才幹和忠誠，為雍正帝最信任的輔政大臣，為康乾盛世承前啟後的關鍵人。

張廷玉的輔政之路，是一條“忠誠、勤勉、謹慎”之路。他深知伴君如伴虎，卻始終堅守初心，以國家大義為重，不結黨、不營私、不貪腐，始終將皇帝的信任和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的理政能力、事智慧、為品格，不僅贏得了雍正帝、乾隆帝的認可，也贏得了後世的讚譽。

他所參與制定的各項制度，如軍機制度、養廉銀制度、奏摺制度等，深刻影響了清代的政治走向，有些制度甚至延續到清末；他所秉持的“勤、慎、廉”的為準則，為後世員的典範，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張廷玉的一生，是輔政大臣的典範，他用自己的鞠躬盡瘁，詮釋了“臣節”二字的真諦；用自己的勤勉務實，推了大清王朝的繁榮與發展。他的功績，永載史冊；他的品格，流傳千古，為中國古代輔政大臣中不可多得的賢才，也為康乾盛世這段輝煌歷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