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廷玉作為軍機的核心大臣之一，對軍機的制度建設貢獻巨大。他制定了軍機的辦事流程：“廷寄”制度，即皇帝的詔令由軍機擬定後，據不同的容，分別用“明發上諭”和“寄信上諭”兩種形式發送——“明發上諭”用於公布一些公開的政務，如員任免、大赦天下等，通過閣、六部傳達到各地；“寄信上諭”用於傳達一些機的軍國要務，如軍令、令等，由軍機直接封，派專人送達指定員手中，中途不得拆閱。這種制度既保證了政令的快速傳達，又確保了機事務的安全。

同時，張廷玉還制定了軍機的檔案管理制度。軍機每日理的奏摺、詔令、軍報等文件，都由軍機章京分類整理，裝訂冊，妥善保管，形了一套完整的檔案系。這些檔案不僅為皇帝查閱過往事務提供了便利，也為後世研究大清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資料。雍正對張廷玉的工作極為滿意，曾稱讚道：“張廷玉為人端方，辦事勤勉，自軍機以來，夙夜匪懈，屢克難關，為朕分勞不。有張廷玉在，朕可高枕無憂矣。”

軍機的高效運轉，很快便在理西北軍務中顯現出巨大優勢。雍正九年，清軍與準噶爾軍在和通泊展開激戰，清軍初戰失利。軍報傳到京城後，雍正立即在軍機召見胤祥、張廷玉等軍機大臣，商議對策。軍機大臣們據皇帝的旨意，迅速擬定詔令，調整兵力部署，調配軍需資，命令北路軍堅守陣地，南路軍迂迴包抄，同時傳旨各地督，籌集糧草，支援前線。由於指令傳達迅速，部署得當，清軍很快穩住了陣腳，避免了更大的失敗。

雍正十年，清軍在顯寺大敗準噶爾軍，噶爾丹策零被迫遣使求和。捷報傳到京城，雍正欣喜若狂，在軍機宴請軍機大臣，慶祝勝利。席間，雍正慨道：“昔年理軍務，議政王大臣會議爭論數日不決，閣票擬拖延日久，如今有了軍機，朕的旨意當日便可傳達到前線，軍務理事半功倍。軍機之設，實乃大清之幸！”

除了理軍務，軍機在整頓吏治、推行新政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雍正年間，大規模的清查虧空、推行“耗羨歸公”“攤丁畝”“改土歸流”等新政，都由軍機統籌規劃，擬定方案，傳達詔令，監督執行。軍機大臣們據皇帝的旨意，深各地調研，了解新政推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時向皇帝彙報，並提出解決方案，確保了新政的順利推行。

例如，在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時，西南地區的土司勢力頑固抵抗，局勢複雜。軍機據雍正的旨意，制定了“恩威並施、分步推進”的策略，一方面命令清軍做好軍事準備，對頑固抵抗的土司予以堅決打擊；另一方面，派遣員深土司地區，宣傳新政的好，對願意歸順的土司予以優厚待遇。同時，軍機不斷收到前方軍報和員奏報，及時調整策略，最終功推行了“改土歸流”，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南地區的管轄。

軍機的設立，雖然極大地加強了皇權，提高了辦事效率，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由於軍機的權力過大，且完全依附於皇帝，一旦皇帝決策失誤，很難得到糾正；同時，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長期於高強度的工作狀態，心俱疲。雍正深知這一點，因此對軍機大臣的選拔和任用極為嚴格，既要求他們有卓越的才能，又要求他們有忠誠的品格。同時，他也會定期召見軍機大臣，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況，對表現優秀的予以嘉獎，對出現失誤的予以批評教育。

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在圓明園猝然駕崩。臨終前，他留下詔，命張廷玉、鄂爾泰等軍機大臣輔佐新君乾隆帝弘曆。乾隆帝繼位後，對軍機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明確了軍機的地位和職權，使其為大清帝國不可或缺的權力中樞。軍機一直存在到宣統三年，隨着辛亥革命的發，清王朝滅亡，軍機才正式退出歷史舞台。

回雍正年間軍機的設立和發展，它不僅是大清帝國權力中樞的一次重大變革，也是中國古代皇權制度發展到頂峰的重要標誌。軍機的設立，打破了舊有的權力格局，消除了宗室王公、閣等對皇權的制約，使雍正帝真正實現了“乾綱獨斷”，將皇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時，軍機高效、保的辦事模式，也為理軍國大政提供了有力保障，對大清帝國的穩定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雍正帝通過設立軍機，完了對權力中樞的徹底掌控，為他推行一系列新政、鞏固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決斷，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讓“雍正”這個名字，與軍機相連，為了皇權高度集中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