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二人商議許久，最終達共識：加快對川渝的調整步伐，但採取“明升暗降”的策略，避免激化矛盾。計劃在次年春闈結束後，以“功高卓着，調中樞輔政”為名，將楊應矩召回京城，然後再逐步清除其在蜀地的親信勢力，重新任命川渝總督，掌控蜀地局勢。為了避免引起楊應矩的警惕，朝廷暫時不對川渝採取任何異常行，一切照舊。

然而，劉知遠和劉廣烈還是低估了楊應矩的警惕，更低估了他狗急跳牆的決心。楊應矩久居高位，心思縝，朝廷的清洗運早已讓他心生戒備。他深知，自己在蜀地的勢力過大，早已為朝廷的潛在威脅，朝廷遲早會對他手。暗影衛安的眼線雖然蔽，但還是有蛛馬跡被楊應矩察覺。他表面上不聲，繼續扮演着“賢明總督”的角，暗地裡卻加快了籌備步伐。

更讓朝廷始料未及的是，楊應矩早已與“天絕”組織的殘餘勢力勾結在了一起。“天絕”組織是前晉王麾下的秘組織，員多為江湖俠客、失意員和地方豪強，勢力遍布全國。在永昌二十七年的清洗運中，晉王被誣陷謀反，“天絕”組織遭重創，首領被殺，大部分員被鎮，但仍有部分殘餘勢力潛伏了下來。這些殘餘勢力對朝廷恨之骨，一直在尋找機會反撲。楊應矩正是看中了“天絕”組織的勢力和影響力，主與其接，雙方一拍即合，達了合作協議：“天絕”組織為楊應矩提供報、資金和江湖勢力支持，幫助其發叛；楊應矩則承諾，叛功後，為晉王平反昭雪，扶持晉王後裔登基，給予“天絕”組織高厚祿。

那些頻繁與楊應矩在深夜會面的神秘人，正是“天絕”組織的殘餘首領。他們為楊應矩制定了詳細的叛計劃，並幫助他聯絡更多的土司勢力，擴充兵力。在“天絕”組織的幫助下，楊應矩的叛籌備工作進展神速，短短數月便已萬事俱備。

永昌二十八年秋，當朝廷還在醞釀調整川渝總督的旨意，春闈的籌備工作也在鑼鼓地進行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叛，如同驚雷般炸響在蜀中大地。這一日，都城旌旗招展，甲士林立，楊應矩着戎裝，手持寶劍，站在都府衙前的高台上，召開誓師大會。川渝境數十家土司的首領帶領着麾下的土司兵齊聚都，“天絕”組織的殘餘員也紛紛亮出份，加了叛軍的行列。

誓師大會上，楊應矩高聲宣讀了早已準備好的檄文。檄文曆數太子劉知遠“十大罪狀”，斥其“任用酷吏，推行暴政，搜刮民脂民膏；迫害忠良，誣陷晉王謀反，搖國本；獨斷專行，架空皇帝，圖謀篡位”。檄文宣稱，太子劉知遠得位不正，晉王乃是蒙冤屈，自己此舉是“奉天討逆，清除君側”，目的是“除暴政，復清明”，還天下百姓一個太平。

這篇檄文言辭犀利，直指要害，很快便通過驛站、商號等渠道傳遍了川渝各地，甚至開始向中原腹地擴散。檄文發布的同時，楊應矩下令兵分三路，向川渝境的朝廷守軍發進攻：一路由土司兵組，進攻川東重鎮重慶；一路由心腹營伍和“天絕”組織員組，進攻川西的劍門關；自己則親率主力，留守都，統籌全局。

叛軍攻勢迅猛，朝廷守軍猝不及防。川渝境的朝廷守軍數量本就不多，且分散在各個州縣，加之許多地方員早已被楊應矩收買，叛軍一到，便紛紛開城投降。短短數日之，川東、川西的多個州縣便落了叛軍之手，重慶、劍門關等戰略要地也被叛軍包圍，形勢岌岌可危。

都叛的消息，通過八百里加急快馬，日夜兼程地向京城傳遞。天佑七年秋九月中旬，消息終於抵達京城，傳了東宮之中。當時，劉知遠正在與閣大臣商議春闈的相關事宜，當聽到“川渝總督楊應矩叛，都失守”的消息時，他手中的茶杯“哐當”一聲摔落在地，茶水濺了龍袍，卻渾然不覺。閣大臣們也個個大驚失，面面相覷，朝堂之上瞬間陷了一片死寂。

“舉朝震驚”四個字，已不足以形容當時的局面。楊應矩的叛，不僅在於其事發突然，打了朝廷一個措手不及，更在於其選擇的時機和地域極為刁鑽。此時，朝廷剛剛結束清洗運，國力尚未完全恢復，春闈在即，全國的目都聚焦在京城，誰也沒有想到，遠在西南的川渝會突然發叛。

而川渝之地的地形，更是讓平叛工作變得異常艱難。這裡群山環抱，關隘重重，叛軍佔據了天時地利，易守難攻。更棘手的是，川渝境多民族雜居，漢族、彝族、藏族、苗族等多個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土司勢力盤錯節。楊應矩經營川渝十載，通過聯姻、賞賜等手段，與不土司頭人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此次叛，許多土司都派出了銳的土司兵加叛軍。這些土司兵自在山地間長大，悉山地作戰，擅長攀岩、伏擊，戰鬥力極強，而朝廷的軍隊大多是平原部隊，不適應山地作戰，想要在短時間平定叛，難度極大。

更讓劉知遠擔憂的是，楊應矩的叛很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如今，朝廷的統治基尚未完全穩固，各地仍有不對朝廷不滿的勢力。如果楊應矩的叛得不到及時鎮，這些勢力很可能會紛紛響應，形燎原之勢，屆時，大胤王朝將陷萬劫不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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