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軍馬之賦：明元帝拓跋嗣永興五年(公元413年),下詔每60戶必

須出戎馬一匹。八年後，即泰常六年，改為每60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另外，凡擁有羊100頭的，亦當輸戎馬一匹。徵收戰馬乃拓跋嗣準備南侵之用①。本來，據《魏書·食貨志》載，拓跋燾太武帝時，已平陝西甘肅一帶，以河西廣大水草牧地，畜養戰馬200餘萬匹，駱駝100餘萬頭以及牛羊無數。牧畜已不為。

c.運畜之賦：太武帝拓跋燾始二年(公元425年),詔令十戶出大

牛一頭，以便運粟塞外。此時期亦有徵驢運糧的。

此運糧制度為時頗長，直至北齊，歷時170年左右。

d.經常的雜調：文帝拓跋溶太安年間(公元455—459年),因

歷年來增加雜調相當於正賦的十分之五。文帝有廢除意，而尚書法仁以為軍國急需，勸諫不可廢。帝意以為“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廢除之，但不久又恢復。至獻文帝時才廢，人民負擔遂稍輕。

吏索需：由於孝文帝元宏在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前，百不給俸祿，因此變相向人民需索更苛。

史遂有“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輛”的記載,農民負擔益重。

徭役：如明元帝泰常八年，築長城自河北省赤城至綏遠五原凡

2000餘里以防然族南侵；道武帝時建鹿苑於南台以便皇族行獵；泰常六年發6000人，築獵苑于山西省的白登；文帝和平年間發5000人治河西獵道于山西太原之北。

繁重的徭役遂拖慢了農業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