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沉重的田租外，東晉農民還需承擔戶調，且規定更為細緻：“丁男調布、絹各二丈，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

所謂“祿絹”“祿綿”，與“祿米”質類似，也是用於吏俸祿的專項徵收。丁則按丁男標準減半收取。如此算來，一個丁男所承擔的戶調，絕非尋常農戶所能輕易承。

徭役方面，據《隋書·食貨志》記載：“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這看似有明確上限，但實際執行中恐怕並非如此。除每年不超過二十日的常規勞役外，為保障京城及重要地區的糧食供應，漕運任務異常繁重，規定每“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可見當時對漕運役夫的需求極為迫切。

丹尹曾提及當時雜役名目多達六十項，其繁雜與沉重程度可想而知。

那麼，從中州流亡到江左的僑民，他們的賦稅負擔如何呢？起初，為籠絡人心、穩定流亡士族，也為彰顯朝廷對僑民顛沛流離遭遇的恤，政府對僑民採取特殊政策，只宣布他們可任意“樂輸”，即自願繳納一定賦稅，並無明確數量規定，實際上給予了極大優待。

然而，這種優待難以長久維持。大量僑民不承擔或僅承擔極賦役，導致當地土着居民負擔愈發沉重，也造國家稅收的巨大損失。

至哀帝時期，權臣桓溫下令推行“土斷”政策，將僑民居住之地編正式戶籍，與土着居民同等對待，以便徵收租調。這一舉措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土着居民的負擔，增加了國家收，但也意味着僑民“樂輸”優待的徹底終結，他們從此被納東晉王朝嚴的賦役系。

綜上所述，一個東晉的丁男，僅租調兩項，便需繳納租米七石，布二丈，絹二丈八尺，三兩，綿十一兩二分。如此沉重的負擔，如同 巨石般的力沉甸甸地在他們上，迫使他們不得不尋覓各種出路，以逃避賦役。

史書記載，當時不人不惜故意傷殘自己的，或者削髮為僧，只求能夠擺這如影隨形、無盡的枷鎖；甚至連一些鰥寡孤獨之人，也因懼怕承擔賦役而不敢再婚娶，生怕多一口人，就多一份負擔。

除了法定的租調徭役之外，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更是紛至沓來。像“修城錢”“送故錢”（地方離任時，百姓需要繳納的送別費用）、商稅，以及過關卡時徵收的“過津費”等等，數不勝數。後世清代所設立的厘金，稅率不過百分之一，而東晉時期的各種攤派，其繁重程度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歷史上的田宅房契稅、易稅等，多數學者認為其雛形便起始於東晉。這些稅收的出現，固然反映了商品經濟有一定的發展，但更多的是政府為了彌補財政缺口而巧立名目的產。

江南的煙雨，依舊朦朧縹緲。然而在這片土地上，東晉王朝的財政機正以其獨特的方式運轉着。田租、戶調、徭役、雜稅，宛如一張巨大的網，籠罩在每一個編戶齊民的頭頂。這張網的繩索，一端系著搖搖墜的偏安政權，另一端則拴着無數在苦難中苦苦掙扎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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