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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歷史人文匯_第27章 東漢財政缺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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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財政支出兩缺口:軍費及俸祿

武中興,漢室重宮闕在戰火的餘燼中重建,一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正如歷史的迴往複,初創時的清明節儉,往往難以抵承平日久滋生的奢靡與外患帶來的重。東漢王朝的財政,自開國之初便埋下了憂,至中後期,軍費與俸祿這兩大支出,如同張開的饕餮巨口,不斷吞噬着國家的府庫,最終形了難以彌合的財政缺口,將帝國拖了更深的危機。

東漢政府的財政支出,並非一味困于軍費與俸祿。為了穩固統治、恢復生產,朝廷在基礎設施與文教事業上亦投不菲。通運輸的暢達,是政令通行、資流轉的命脈;恤賑災,關乎黎民生計與社會安定;農田水利的興修,則是王朝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而建校育才,更是武以來所大力提倡的“道取天下”、“偃武修文”之策的現。建武五年,天下初定,武帝便下令在修建太學,廣置博士,傳授經學。

一時間,“四海之,學校如林,庠序盈門”,文教之盛,甚至超越了西漢武帝時期。這些投,對於王朝的長治久安而言,本是必要之舉措,然而,當軍費與俸祿的開支如同韁野馬般膨脹時,這些關乎長遠的投便往往被,甚至為被挪用的對象。

軍費,始終是在東漢財政頭上的一座大山。武皇帝深知戰之苦,安定天下後,便“偃武修文,不窮兵黷武”,盡量停止大規模用兵,削減軍隊,以減輕百姓負擔。然而,邊疆的穩定,並非一廂願的“不”便能實現。

匈奴的威脅雖較西漢有所減弱,但並未除。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因部紛爭及北匈奴的力,遣使附,請求遷居塞武帝出於“以夷制夷”、“以逸待勞”的戰略考量,同意了其請求,將南匈奴部眾安置於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等地。此舉雖暫時緩解了北方邊患,卻開啟了東漢政府對歸附部族長期“歲給”的先例。為了安南匈奴,朝廷每年需向南匈奴支付的“賞賜”及所需的糧食、布帛等資,摺合錢幣高達一億九千萬之巨。這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南匈奴之外,西域亦是軍費的另一大宗。自張騫通西域以來,西域便為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爭奪的焦點。東漢初年,西域諸國因不堪北匈奴的重斂,再次請求屬,設置都護。朝廷部對此爭論不休,最終雖恢復了西域都護的設置,但每年用於西域的“供給”費用亦高達七千四百八十萬錢。這筆開支,如同一個無底,持續消耗着漢廷的財力。

至安帝、順帝時期,邊患再起,羌人之尤為猖獗。安帝永初年間,先零羌等部反叛,朝廷被迫調兵遣將,連年征討,“資巨億”。據史料記載,僅平定此次羌,費用便達到了驚人的二百四十餘億錢!靈帝時期,東羌再次叛,為了鎮,朝廷又耗費了四十四億錢之巨。如此巨額的軍費開支,遠非正常的賦稅所能支撐。為了彌補虧空,朝廷不得不巧立名目,增加賦稅,所謂“田畝增稅,口錢加重”,百姓本已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雜稅叢生,徭役繁重,使得民怨沸騰,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與軍費並列的另一大支出便是吏俸祿。東漢初年,武、明帝、章帝時期,尚能保持吏隊伍的簡與清廉,俸祿支出尚在可控範圍。但自和帝以降,外戚宦替專權,政治日益腐敗,僚機構也隨之惡膨脹。

不僅員數量激增,各種虛職、冗員充斥其間,而且權貴子弟、宦親信通過各種途徑獲取職,俸祿。更有甚者,“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選拔制度的崩壞,使得大量無能之輩充斥場,他們不僅不能為國家分憂,反而只會搜刮民脂民膏,侵蝕國庫。龐大的僚隊伍,其俸祿支出自然水漲船高,為國家財政的又一沉重包袱。

更為致命的是,兩漢時期,雖然名義上政府財政(大司農掌管的國庫)與王室財政(府、大司農中丞等掌管的皇室私庫)有所區分,各自有其收來源和支出範圍,所謂“量為出,以收定支”。然而,這種區分並非壁壘森嚴,相互挪用的形屢見不鮮。

漢武帝時期,為了支撐對匈奴的大規模戰爭,曾不惜用皇室的“私奉養”以補充軍費;宣帝本始二年,也曾用王室錢為平陵遷徙的百姓提供費用。這些挪用,在特定歷史時期,或許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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