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辯

深秋的稷下學宮，銀杏金黃。姬稷坐在迴廊下，聆聽一場關乎國家本的辯論。來自各國的士人學子濟濟一堂，圍繞着重農還是重商各抒己見。

“治國之道，在重本抑末！”一個面黝黑的儒生振袖而起，“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農為國之本，商為末業。若人人逐利，誰事農耕？”

對面一個着錦袍的士人立即反駁：“謬矣！太史公言：‘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農工商各司其職，方能國富。”

姬稷靜靜記錄著。這些年來，他遊歷列國，親眼見證了不同經濟政策帶來的結果。此刻聽着這些辯論，心中浮現出一個個鮮活的場景。

他想起在齊國看到的繁榮景象。那裡遵循管仲“四民分業”之策，士農工商各得其所。臨淄城中商賈雲集，手工業發達，而周邊農田也未見荒廢。

“齊人重商，卻不輕農。”一個來自齊地的學子說道，“管仲設鹽鐵之利，通魚鹽之貨，使齊富甲天下。可見工商未必害農，反而可補農業之不足。”

這時，一個法家士人站了出來，聲音冷峻：“商君有言：‘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秦行抑商之策，使民力盡歸於農，方得富國強兵。今觀天下，秦最富庶，此非明證？”

姬稷腦海中立即浮現出秦地的景象：田野井然，農人勤耕，但市集冷清，貨單一。雖倉廩充實，卻了幾分活力。

“然秦地百姓，生活何其艱辛！”一個曾遊學秦地的儒生嘆道，“商賈抑，貨流不暢，農人有餘糧不得易貨，有剩餘不得變現。此豈治國之道？”

辯論愈加熱烈。姬稷注意到，各家學說雖各執一詞，但細究之下都有其道理。儒家主張均衡，法家強調集權，道家提倡無為，墨家關注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