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十年代末，齊奧塞斯庫“特立獨行”外政策的後果，已經清晰地顯現在羅馬尼亞的地平線上。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尷尬的孤立狀態。

在東方，它被視為華約組織一個難以駕馭、離心離德的“異類”。除了在諸如承認東德這類基本立場上保持一致外，羅馬尼亞幾乎在所有重大國際問題上都與莫斯科唱反調。它拒絕參與華約針對捷克斯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軍事干預，並公開譴責這是“霸權主義行徑”，這使其在東歐集團中幾乎被完全孤立，昔日盟友如波蘭、東德、保加利亞，都對其敬而遠之，黨際流降至冰點。經濟上，來自經互會的優惠條件幾乎喪失殆盡，羅馬尼亞不得不以更高的價格、用寶貴的通貨從西方市場購買原本可以從東方夥伴那裡獲得的能源和原料。

在西方，它則被看作一個難以預測、意識形態僵化且人權記錄糟糕的共產主義國家。儘管齊奧塞斯庫偶爾會做出一些象徵的友好姿態，如與西德建立外關係，或在阿以衝突中保持相對中立的言辭，但這些零星的舉無法改變其政權本質給西方留下的負面印象。國對其若即若離，西歐國家雖出於商業利益與其保持一定程度的貿易，但在關鍵技和戰略資上嚴防死守，更不用說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羅馬尼亞的“最惠國待遇”和在關貿總協定（GATT）中的更好條件，也因其政治制度和人權問題而遲遲無法獲得。

這種兩面不討好的局面，導致羅馬尼亞在國際論壇上常常形單影隻。在聯合國，它的投票記錄顯得混而難以歸類，時而與東方集團一致，時而投下棄權票，偶爾甚至會與西方站在一起，但這種“獨立”並未贏得尊重，反而讓各方都視其為不可靠的變量。

外孤立最直接、最嚴重的後果，是切斷了羅馬尼亞從外部獲得大規模經濟和技援助的幾乎所有渠道。齊奧塞斯庫宏偉的工業化藍圖，特別是那些耗費巨資的重工業、化工和能源項目，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瓶頸和技短板。

然而，齊奧塞斯庫並未因此調整其不切實際的發展目標。相反，他將外部環境的惡化，轉化為進一步加強部控制的理由。在黨中央的一次秘會議上，他系統地闡述了他的邏輯：

“同志們，國際形勢的複雜告訴我們，任何外部力量都是靠不住的！蘇聯試圖控制我們，西方試圖顛覆我們。羅馬尼亞要想生存和發展，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挖掘我們自的潛力！”

他用力敲打着桌面。“這意味着，我們必須將國家的所有資源，毫無保留地員起來，服務於我們獨立的工業化事業！人民需要理解，暫時的困難是偉大的民族復興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需要更多的鋼鐵，更多的水泥，更多的電力，更多的糧食！這一切，不能指任何外援，只能來自於我們自己的艱苦鬥和犧牲！”

這番講話，為接下來一系列更嚴苛的經濟政策定下了基調。由於無法從外部獲得足夠的貸款和援助來支撐龐大的投資，齊奧塞斯庫政權將目投向了國。提高積累率，意味着必須最大限度地消費；實現能源和原料的自給，意味着必須加大對自然資源的掠奪開採和對農業的強制徵收。

外的孤立，像一道無形的箍咒，迫使齊奧塞斯庫走上了一條對極致掠奪的道路。他不再需要費心平衡外部盟友的利益，也不再需要為他國的觀而稍作顧忌。關起門來，他可以將整個國家視為實現其個人野心的試驗場和資源庫。羅馬尼亞，這片位於歐洲十字路口的饒之地，正在其領導人的帶領下，一步步變一座與世隔絕、部力不斷積聚的孤島。而島上的居民，即將為他們領袖的“獨立”與“驕傲”，付出難以想象的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