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五年五月，隨着田蚡的逝世，劉徹在政治上最後的掣肘解除了。在田蚡病重、韓安國墜馬、丞相薛澤消極工作後，劉徹迫不及待建立了“尚書議事”的制度，並從“賢良方正”中選拔了白老儒生公孫弘。

公孫弘是“二進宮”，他第一次被選拔是建元元年的事，但是當時出使匈奴後就被棄用了。其實劉徹不是真的對他不滿意棄用他，而是怕他對匈政治主張激進，又無背景靠山，被竇氏和田氏的外戚輕易搞掉，於是選擇讓公孫弘沉淪了十年後再委以重任。

除了公孫弘和小舅子衛青，當時被劉徹重用的秘書還有五個人，他們是：中大夫主父偃（相當於秘書長）、經濟秘書侍中桑弘羊、事務秘書侍郎司馬遷、軍事秘書郎中徐樂以及政務秘書郎中嚴安。

主父偃是衛青推薦的人，最早得不到皇帝接見，後來遞了一封《九事》的奏摺得到了皇帝劉徹的欣賞。《九事》中的“八事”是建議制定新的制度法令（包括“推恩令”的最初構想），另外“一事”是討伐匈奴的構想。徐樂和嚴安是與主父偃同時上疏的，也表達了主張對匈奴強的態度。這三人同時收到劉徹的郎中職加封，後來主父偃因為政務能力突出被連升四級到中大夫，為秘書長。

桑弘羊本是商人家庭出，因算學天賦異稟被同為商人背景的冶鐵孔僅和鹽務東郭咸舉薦進劉徹幕下，並很快獲得了劉徹的重用。

相比以上諸人，司馬遷屬於儒生清流。司馬遷是太史令司馬談的兒子，嫡長子，太史令家族的傳人。太史令家族是代代相傳的史家族，而且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先後師從當世的儒生首領董仲舒學習，是紅苗正的儒生清流。自從在未央宮與司馬遷結識後，司馬遷隔三岔五就會來李家就一些時政話題與李敢換意見（其實是單項輸出多）。只要大爺在家，司馬遷都會很恭敬的給大爺行晚輩禮，這很對大爺的脾氣，每次都跟李敢說要向司馬遷學習。

大多數時候接待司馬遷的還是李敢，因為與皇帝接更多，司馬遷在談話中經常會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很多時候李敢因為執勤也能接皇帝和大臣的日常奏對，但是他顯然不如司馬遷悉政務，經常也會就自己不理解的政治博弈向司馬遷請教，請教的理由是大爺說的：他要“向司馬遷學習”，司馬遷也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回答。因為要篩選這些信息用“篆文”的形式傳遞給大爺和二大爺，李敢每次都喊我在旁，司馬遷走後讓我幫他翻譯“篆文”遣人送給大爺和二大爺。

那時候我覺得司馬遷真的是個非常聰明能幹、前途無量的員，因為我們丘八們看不懂的政治博弈他都是“門兒清”的，但是很多年後回憶起來，我才發現：司馬遷固然也是聰明絕頂、行為正直的人，但是因為老儒生的立場局限，司馬遷對朝堂博弈的很多解讀也存在明顯偏頗，特別是對員的品德評價以及揣劉徹聖意的解讀，都難免非黑即白，並不能很好的詮釋複雜的政治博弈。

我知道大爺只是因為司馬遷對他尊敬而喜歡司馬遷，和司馬遷不正面接的二大爺對這個上來的小才是真的特別的喜歡。從陳何的事之後，二大爺就給了李敢支配李家財庫的權力，因為年李家男丁常年在長安的只有李敢，為了應付突發事件，李敢得有財庫支配權。

其實李敢不喜歡學文化，也不喜歡管錢。開始司馬遷過來清談，李敢就是客氣，好茶好點心招待，都不知道給點車馬費，直到二大爺明確了才知道要給司馬遷包紅包。二大爺還跟李敢說了如果司馬遷當次過來說的信息對李家特別重要紅包的額度要加倍、甚至十倍，但李敢一般也只是按照慣例給——其實我覺得他不太能判斷出消息是不是重要。

隨着田蚡去世開始不待見的不止是王老太家的外戚，韓安國為首的主和派大臣也都被皇帝劉徹疏遠。田蚡死後朝廷權貴圈子傳出一個傳聞，說田蚡是得“瘋病”死的，其實是被“竇嬰和灌夫的冤魂索了命”。

李敢也當八卦問過司馬遷怎麼看，司馬遷對這個問題看得倒是比軍功世家清楚，他說：其實是陛下“苦田蚡久矣”，比如田蚡在就不能放開手腳和匈奴死磕。司馬遷還說，原本劉徹信任的“氣”士汪弢和杭畯也是因為之前配合田蚡“欺君”被安排了“試丹藥”的工作，估計“活不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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