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七年的三月，城在經歷了日食、地震以及鴻都門學引發的激烈朝爭之後，空氣中依然瀰漫著一種不安與期待織的複雜緒。終於，在三月辛丑這一天，皇宮中傳出了新的詔令。皇帝劉宏，或許是真切地到了接連不斷的災異帶來的力，或許是試圖通過某種儀式的舉來扭轉頹勢、安民心，頒布詔書，宣布改年號為“和”，並大赦天下。自此，熹平七年便為了和元年。“和”二字，寄託着驅散霾、重見明的期，然而，歷史的軌跡是否會因一個年號的改變而轉向，卻無人能知。

這位在後來被謚號為“漢孝靈帝”的君王，其形象最早對於衛錚而言，是烙印在中學課本中諸葛亮的《出師表》里的：“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這句話如同一個沉重的歷史判詞，將桓帝、靈帝父子牢牢釘在了昏君的恥辱柱上。後來，出於對三國歷史的濃厚興趣，衛錚又陸陸續續閱讀了《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鑒》等的白話文版本，對這位皇帝的了解才逐漸滿起來，儘管這種了解大多帶着史筆下的批判彩。

他知道，漢朝以孝治天下，因此每位皇帝的謚號前都冠以一個“孝”字，如孝文、孝武。然而，“靈”卻是一個典型的惡謚。據謚法：“不勤名曰靈”（在位不勤政卻有了名）；“死而志曰靈”（志向雖在死後達，但手段非常）；“死見神能曰靈”（涉及鬼神，非正統）；“而不損曰靈”（製造卻未使國家立刻覆亡）。歷史上幾位謚號為“靈”的國君，如晉靈公、楚靈王，多為昏聵暴之輩。這個謚號，幾乎是對漢靈帝劉宏一生政績的蓋棺定論。

史書中的漢靈帝，形象頗為“富”乃至荒誕。他寵信宦，尤其倚重張讓、趙忠等人，甚至曾說出“張常侍乃我父、趙常侍乃我母”這等令士大夫瞠目結舌的話，將家國權柄視若兒戲。為了滿足窮奢極的揮霍，他竟在西園公開賣鬻爵，從關侯到三公之位，皆明碼標價，甚至可以討價還價，將帝國的職變了赤的商品，徹底踐踏了選拔人才的制度與尊嚴。

他的私生活更是荒誕不羈。在後宮仿造市井開辦集市，令宮們扮演商販，販賣蔬菜、類等各種貨，而他自己則穿着商賈的服裝，在其中遊逛、飲酒、嬉戲，樂此不疲。他還“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座、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對北方胡人的文化習俗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趣。尤其讓衛錚到驚愕的是，此人竟引進了胡人的“馬扎”，並加以改造，加上靠背就了椅子，加上四條就了凳子，由此，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漢地貴族長期以來的“跽坐”（跪坐）習慣。這一細節，曾一度讓知曉後世椅子、凳子普及的衛錚，心中泛起一個荒謬的念頭：這傢伙，該不會也是個穿越者吧？

除此之外，漢靈帝對文學藝也有着個人的偏，喜好作賦頌，還曾親自創作了《皇羲篇》五十章。這也為理解他為何支持創辦鴻都門學提供了一個視角——或許，這其中確實摻雜了他個人對辭賦、書畫等文藝形式的真心好，而並非全然是宦攛掇的結果。

然而，無論是荒唐的言行，還是個人的癖好，都需要放置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審視。東漢末年的社會，矛盾重重，積弊已深。朝堂之上，宦、外戚、士族三大勢力糾纏不休，激烈鬥法。一個突出的歷史現象是，自和帝以降，即位的新皇帝大多年。這本就是三種勢力相互妥協的產——皇帝年，無法親政，權力便由三方分：宦掌控宮省，與外朝通；士族僚與外戚（通常也出自士族高門）則把持朝堂政務，形一種微妙的平衡。

然而，這種平衡是脆弱的。一旦皇帝年，意圖親政，他面臨的局面是：一邊是長期以來制自己、掌握大權的外戚，另一邊是自陪伴邊、照顧起居、更易建立親信任關係的宦。如何選擇，對權力的年輕皇帝來說，並不困難。於是，歷史反覆上演着相似的一幕：皇帝聯合宦，發政變，剷除外戚勢力。從和帝誅竇憲，安帝滅鄧騭，順帝除閻顯，到桓帝與宦單超等合謀剷除權傾朝野的大將軍梁冀，乃至靈帝劉宏即位初期，也是依靠宦曹節、王甫等人，清除了企圖誅宦的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

因此，皇帝與宦，在對抗共同政敵——外戚的過程中，形了天然的盟友關係。而外戚又多出自士族高門，與士大夫集團有着千萬縷的聯繫，甚至是其政治上的代表。於是，鬥爭逐漸演變為皇帝-宦聯盟與士族-外戚聯盟兩大集團之間的殊死搏殺。這場鬥爭周而復始，如同一個可怕的死亡循環，每一次的勝負都伴隨着腥的清洗和朝堂的空虛，極大地損耗着帝國的元氣，直到將這個龐大的王朝拖萬劫不復的深淵。

需要指出的是，歷史是由勝利者，或者說，是由掌握文化話語權的士大夫階層書寫的。在東漢末年的這場鬥爭中，最終，士族門閥及其政治代表（如後來的曹魏、司馬晉）為了笑到最後的勢力之一。因此，我們在方正史中看到的敘述，難免帶有其立場和傾向。站在士大夫對立面的皇帝，如桓帝、靈帝，往往被賦予惡謚，其言行被放大渲染；而與士大夫為敵的宦集團，其形象也大多被極度醜化，雖然其中確有許多佞之徒，但歷史的複雜或許比非黑即白的記載要更為微妙。衛錚在閱讀這些史料時，也不會想到這一點，歷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王敗寇的敘事背後，需要更為審慎和辯證地去思考。和元年的開啟，並未能終止這個循環，反而像是在這輛奔向懸崖的馬車上，又輕輕地了一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