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李飛已經被送到了市中心醫院治療，我們治安辦電話和他的主治醫生進行了通。醫院的鑒定結果也是輕傷。”

所長講的似乎合理合規，剛剛了解了況的李不善，也覺得似乎警方理沒有問題。

楊曉帆卻笑了，他直接問：“此案首先是我報的警，但警方從頭到尾都沒有問過我任何問題。而且我開車跟着警車幾乎是前後腳進的派出所。”

“我剛進治安辦，民警就告訴我，況已經理完了。結論是張欣悅毆打他人，要被拘留。這裡面似乎本就沒有你說的做那些調查的時間。”

“而且衝突發生時正在放映電影，保安們並不在現場，他們的口供有什麼用？至於他的伴，會不會因為了威脅而向警方提供假供詞？你們認真調查了嗎?”

或許楊曉帆講得這些有些道理，但所長本不接他的話茬。“你是當事人的哥哥，按照迴避原則，我們沒有必要問你。你說的這些都是你的猜測，我們警方是看證據辦案的。”

楊曉帆依舊不卑不。“警方辦案確實要看證據，可是你講的這些證據本就不有法律效應。”

“這件事本就有蹊蹺，我和妹妹在前排坐着看電影。我妹妹也很喜歡看這個電影。只是一個十六歲的學生，為什麼會到後面去打一個青年？警方辦案裁斷不考慮這些嗎？”

楊曉帆並不是隨口胡說，辦案機本也是需要重點考慮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長有點兒着急了。“你說的這些有證據嗎？不能靠着猜測辦案，更不能無故質疑警方。”

楊曉帆輕描淡寫地回應：

“你都沒有問過我，怎麼知道我沒有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