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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迴響:那些震撼人心的話語_第173章 好古敏求:夫子的求知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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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先進》中記載的 “各言其志” 場景尤為典型。子路、冉有、公西華分別表達了治國、理財、司儀的志向,而曾皙說:“莫春者,春服既,冠者五六人,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這種對自然與自由的嚮往,與他平日強調的 “克己復禮” 形互補,弟子的志向促使他反思自己的神世界,這種教學相長的過程,使他的知識與思想不斷富。

晚年時的整理古籍,是孔子 “好古敏求” 的最終完。魯哀公十一年,六十八歲的孔子回到魯國,此後不再周遊列國,而是集中力整理古代文獻。他 “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對《詩經》《尚書》《禮記》《樂經》《周易》《春秋》六部古籍進行系統整理,使其為儒家經典。其中,《春秋》的編纂尤為用心,“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褒貶,傳遞 “微言大義”,如 “踐土之會” 中,晉文公召周天子到踐土,孔子認為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便記載 “天王狩於河”,以維護君臣之禮。這種對歷史的 “春秋筆法”,使古籍不僅是知識的載,更是價值的傳遞者。

整理古籍的過程充滿艱辛。《詩經》的竹簡散無序,需要辨別真偽、去重存;《尚書》的文字古奧難懂,需要考證註釋;《禮記》的禮儀規定因時代變遷而模糊,需要重新梳理。孔子晚年狀況不佳,《論語?述而》記載他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嘆自己衰老,連夢見周公的次數都了,但他依然堅持工作,“韋編三絕” 的《周易》就是最好的證明。這種晚年的勤勉,使他 “好古敏求” 的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正如《史記?孔子世家》所說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他的求知與傳承,為儒家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

五、歷史迴響:好古敏求的傳承譜系

回的 “不違如愚”,是 “敏以求之” 的專註現。《論語?為政》記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在課堂上對孔子的話從不提出異議,看似愚笨,課後卻能將所學知識靈活運用,舉一反三。有一次,孔子講解 “仁” 的含義,回問:“請問其目。” 孔子答:“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回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淵》)這種將知識付諸實踐的決心,使他能夠 “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將知識化為品德。孔子稱讚他 “賢哉回也”,正是因為他的 “敏” 不是口頭上的回應,而是心的領悟與實踐,這種 “敏以求之” 的專註,為後世學者的榜樣。

司馬遷的 “究天人之際”,繼承了 “好古敏求” 的史學神。《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遷 “年十歲則誦古文”,自學習古代文獻;二十歲時開始漫遊天下,“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風,鄉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通過實地考察印證古籍記載。在會稽,他探尋大禹治水的迹;在長沙,他憑弔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曲阜,他參觀孔子故居,“觀仲尼廟堂車服禮,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史記?孔子世家》)。這種將文獻記載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法,與孔子 “好古敏求” 一脈相承。

撰寫《史記》時,司馬遷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敗興壞之理”(《史記?太史公自序》),對史料進行嚴格考證。對於黃帝的傳說,他 “擇其言尤雅者”(《史記?五帝本紀》),選取可信的部分;對於不同說法,如 “禹興於西羌”“禹生於石紐” 等,他進行多方比對後再下結論。這種嚴謹的態度,使《史記》為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家之言” 的巨着,正如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說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家之言”,這種對歷史真相的探求,正是 “好古敏求” 神在史學領域的現。

鄭玄的 “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展現了 “好古” 的包容。東漢時期,經學分為今文經和古文經兩派,今文經注重微言大義,古文經注重文字訓詁,兩派相互攻擊,難以統一。鄭玄 “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後漢書?鄭玄傳》),學習今文經;後又西關中,從馬融學古文經,馬融 “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鄭玄在其門下三年不得見,仍 “日夜尋誦,未嘗怠倦”(《後漢書?鄭玄傳》),最終因解答 “渾天說” 的疑難而得到馬融的賞識。

之後,鄭玄融合今古文經,“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失”(《後漢書?鄭玄傳》),注遍群經。他注《詩經》時,既採用古文經的文字訓詁,又吸收今文經的義理闡釋;注《周禮》時,結合《禮記》《儀禮》的相關容,使零散的禮儀規定系統化。這種對古代文獻的系統整理,使經學從紛爭走向統一,正如《後漢書?鄭玄傳》所說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這種 “好古” 的包容與系統,是對孔子 “刪《詩》《書》” 神的繼承與發展。

朱熹的 “格致知”,發展了 “敏以求之” 的方法論。南宋朱熹繼承二程的思想,提出 “格致知” 的認識論,主張 “即而窮其理”(《大學章句》),通過研究事來獲得知識。他認為 “一格而萬理通,雖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明日又格一,積習既多,然後然有貫通耳”(《朱子語類》),這種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的積累,與孔子 “敏以求之” 的神一致。

朱熹編纂《四書章句集注》時,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進行詳細註釋,既參考漢唐註疏,又融自己的理解,使傳統智慧適應時代需求。他強調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朱子語類》),將學習、思考與實踐相結合,這種 “敏以求之” 的方法,使儒家思想更加系統化、大眾化。他在白鹿書院制定的學規,強調 “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五個步驟正是對孔子 “學思結合”“學行結合” 的繼承與發展,為後世書院教育的典範。

六、好古敏求的當代價值: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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