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過這番表演，向所有觀者，尤其是清流部的自己人以及潛在的搖者，傳遞了幾個清晰無比的信號：

其一，我徐階依然是清流的領袖，有能力、有魄力理此等棘手之事，即便涉及至親，亦能“秉公置”，你們跟隨我，不必擔心會被輕易當做棄子，但前提是，要懂得規矩，看清風向。

其二，陛下的態度我已領會，此事將在可控範圍解決。那些想藉機生事、攻訐於我的人，可以歇了心思。

其三，也是對陳恪乃至皇帝的一種晦回應：人，我會理；規矩，表面我會遵守。

但如何理，自有場的“分寸”在。這既是維護我徐家的面，也是維護整個文系在面對皇權或強勢勛貴時的某種“默契”和“彈”。

大明的場，其可怕與腐朽之，正在於此。

許多時候，檯面上冠冕堂皇的言語，與檯面下心照不宣的易，并行不悖。

一套而腐朽的邏輯早已深人心，無需明言，眾人自能領會。

徐階此番作為，正是這套邏輯的完演繹。

他既在表面上順應了陳恪所代表的“法度”訴求，安了皇帝對“新政”被挑戰的擔憂，更重要的，是穩住了他自己盤錯節的勢力網絡，甚至藉此機會重新凝聚了人心，展示了其作為首輔依然不可搖的掌控力。

至於那被推至風口浪尖的徐崇右，其個人命運，在這盤大棋中，已然了一枚可以隨時據需要調整輕重的棋子。

是嚴懲以塞天下悠悠之口，還是輕放以全徐家面，其尺度分寸，盡在徐階的運籌帷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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